三是比较优势与能力建设相结合。根据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按照比较优势参与分工,能够使参与分工各方的福利都获得增长。改革开放之前,受特定的国际环境约束,我国实施了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虽然对建立我国工业基础、保障国家安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也导致了要素价格扭曲、产业结构严重失衡、人民生活受到影响等问题。改革开放之后,我国通过发挥要素成本低的比较优势迅速成为国际分工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国际竞争力主要不再依赖于自然资源、人口、交通区位等,而是依赖于通过人力资源发展和技术创新形成的内生能力,制造业整体以及部分制造业领域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能力。我国制造业的能力整体上表现为较低的制造成本、完善的产业配套、快速的商业化能力、不断增强的创新能力等所构成的综合竞争优势。
四是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相结合。后发国家由于有发展道路、技术发展路线等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可以借鉴,因此相对于先发国家具有“后发优势”。“后发优势”在技术创新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通过向先发国家学习和引进技术,后发国家可以有效降低技术创新中的不确定性,跨过技术发展中的某些阶段,从而加快缩小与先发国家之间的差距。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我国制造业在许多产品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优势;在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等前沿技术领域也通过自主创新进入了世界领先梯队。
五是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结合。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不但可以获得更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而且可以发现领先用户的新需求及前沿技术发展带来的市场机遇,全球市场竞争的压力也能够促进国内企业不断提高效率。在改革开放之初,国内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市场容量有限,国际市场为发挥我国国内比较优势、扩大生产规模、发挥规模经济提供了条件。当前,我国制造业发展已经离不开国际市场,未来,广阔的国际市场亦将为我国制造业发展持续提供发展空间。还要看到,我国国内市场也为制造业能力的提升提供了稳固的基础。经济增长、收入提高带来的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对制造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许多先进技术只有在市场的支持下才能不断迭代、完善、提高,而我国巨大的国内市场容量为缩小技术差距、实现技术赶超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可以看到,我国能够在发电设备、建筑建材、高铁等领域实现超越,都是与规模巨大且占有相当高比例世界增量份额的国内市场分不开,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也得益于国内巨大市场的支持。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