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美国为抢占21世纪战略制高点，出台加快发展高新科学技术计划。德国、日本等国随后纷纷提出高科技发展战略，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浪潮涌起。

面对挑战，“中国光学之父”、时任中科院技术科学部主任的王大珩坐不住了。在1986年的一次研讨会上，王大珩激动地说，这是一次世界性的高科技发展机会，我们应该把握住这个机会，不能延误时机，要尽早出台相应的决策！

同样焦急难耐的，还有时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专职委员陈芳允。当天晚上，陈芳允跑到王大珩家里商量办法。两位科学家都是“两弹一星”元老，对核武器“一点没有”和“有一点”的区别有着切身体会。“如果这一步不跟上，我们就有可能被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彻底抛弃。”两人越谈越激动。

“能不能写个东西，把我们的想法向上反映反映？”陈芳允临走时问道。

“对，应该让国家领导了解我们的想法，争取为国家决策提供帮助！”当晚，王大珩动手写出一份《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建议写好后，两位科学家又找到时任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的王淦昌和时任航天部空间技术院科技委副主任的杨嘉墀，一起对建议书反复推敲，郑重签上了各自姓名。

1986年3月5日，邓小平在四位老科学家的联名建议上批示：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

随后的会议上，有人向四位科学家提出了最关键也最棘手的问题——经费。高科技意味着高投入，而当年全国财政总支出仅约2100亿。一阵沉默后，王淦昌说：“能省就省吧，我看，一年能给2个亿就行。”

让他们没想到的是，最后中央批了专款100亿元。不久，面向21世纪的中国战略性高科技发展计划正式公布，以邓小平批示时间命名，“863”计划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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