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是同学、发小，连老师甚至亲舅舅为案件找他“开后门”，李庆军也一概拒绝。有一次，他的二舅为一起案件，专门去郑州找他两趟，希望他能给老家的法院打个电话，事情走个捷径了结了。李庆军从法律角度仔细帮舅舅分析问题，就是不肯打电话说情。为这，舅舅好长一阵都想不通。

老乡翟明堂曾经作为村民代表，为一起种植合同纠纷打了18年官司，在省高院开庭30多次。李庆军从来没有为他的案子找过同事。别人说：“李庆军在省高院谁不认识，你咋不找他帮帮忙？”翟明堂摆摆手，说：“我清楚庆军的为人，他永远不会找人说情的。”

类似的事情数不胜数，渐渐地，李庆军“不办事儿”的名声在村里就传开了。得知这个名号，李庆军先是呵呵一笑，然后认真地说：“当法官，公正是最起码的底线。在法院要是都讲人情的话，那还要法律干啥。”

李庆军放在办公室里的药物

签到机上的最后影像

李庆军的卧室更像是医院的一间病房。屋里弥漫着淡淡的药味，成箱的透析液几乎堆满一面墙，口服药多得要拿盆子来盛着。两个特殊的“床头柜”，一个是小冰箱，用来保存针剂，一个是台式培养箱，用来加热透析液。床边还架着紫外线消毒灯。李庆军每天就是在这里，自己做腹膜透析。

4年间，他必须早上6点起床，一天做4次甚至5次透析。为了按时上班，他经常带着早饭去单位，中午又原封不动带回来。妻子埋怨他，他总是那几句话：“今天接待了好几拨当事人，没时间吃”“今天忙着开庭，来不及吃”“今天感到恶心，吃不下”……整理遗物时，拉开他办公室的抽屉，一个里面放着药、体温计和血压计，另一个放满了没有来得及吃掉的饼干、点心。眼前的场景，让亲人们泪流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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