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历时数日越过渺无人烟的茫茫草地，到达四川省的班佑、巴西、阿西地区，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但张国焘无视中央的劝告，坚持“南下”的主张。同时，他又背着中央密电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经紧急磋商，为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率右路军中的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脱离险境，先行北上。此后，北上的红军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于10月胜利到达陕北，结束了长征。

张国焘坚持错误，率红四方面军部队南下，另立“中央”，公然走上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在红四方面军中也很不得人心。红四方面军南下后，在作战中伤亡很大，难以立足。最终，张国焘被迫取消另立的“中央”，同意北上。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这个故事中，“南下”和“北上”的不同，不仅仅是部队行进方向的不同，更是政治路线和政治方向的分歧。正如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元帅后来回忆指出：

“党的北进方针，不是随心所欲的决定，而是基于一定的历史环境和党所面临的任务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当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国，中华民族同日本侵略者的民族矛盾日益上升，并变动着国内阶级关系的时期。日本帝国主义者继武装侵占我东北三省、河北北部、察哈尔省北部后，进而制造‘华北事件’，发动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和冀东‘自治’，公然声称要独霸全中国。‘落后’的北方，一扫万马齐喑的局面，掀起抗日救亡的怒涛。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不仅愈益被广大人民所反对，同时也引起了统治阶级营垒内部一些爱国人士的不满。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从粉碎蒋介石的灭共计划，保存和发展红军力量，使党和红军真正成为全民族抗日斗争的领导力量和坚强支柱这一基本目的出发，确定北进川陕甘地区，创造革命根据地，进而发展大西北的革命形势，是完全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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