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做出了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换的科学论断，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期。对外开放是过去四十年我国取得瞩目成绩的重要原因，其中不断扩大对外资开放市场和积极吸引使用外资发挥了重要引导作用，为我国的物质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管理提升、效率改善和市场化改革等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2018年、2019年连续修订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充分展示了我国扩大对外开放、坚持开放发展的立场，也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吸引高端人才、构建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第一，负面清单修订有利于促进我国产业齐全和产业结构升级。我国过去四十年关键的增长动力之一是工业化，第二产业对GDP的贡献度长期维持在50%左右，直到2014年才被第三产业超过。1998年国家确定东部沿海开放发展战略后，外资在工业部门特别是制造业的投资大幅增加，主要集中于通信、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化工、通用机械、专用设备等领域。2001年后我国逐步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双动力推动时期，服务业快速发展，城市建设加速，外资主要集中于房地产、通信、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化工等领域。由此可见，外资的投入及在产业间的变化是我国产业结构转变的重要因素。此外，外资带来的不仅仅是资金，还是包含了先进设备、工艺、技术、人才、管理、国际销售渠道等的生产要素包，我国通过对生产要素包的“干中学”，既提升了技术水平和人力资本质量，也弥补了很多产业和技术空白，成为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中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随着未来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城市化的推进，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将得到快速发展。2018年负面清单修订是全面的，涉及金融、交通运输、商贸流通、专业服务、制造、基础设施、能源、资源、农业等领域扩大开放，促进外资进一步投向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2019年负面清单修订进一步深化了服务业、制造业、采矿业、农业对外开放，将继续引导外资投资方向，助推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

第二，负面清单修订有利于促进稳就业和提升劳动力质量。在我国就业是民生之基，稳就业是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目标和着力点。稳就业的关键是稳企业，既要稳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也要稳外资企业。1990年外资企业吸纳66万人就业，到2017年外资企业共吸纳城镇就业人口2581万，是1990年的39倍，占全国城镇就业人口的6.1%。外资企业过去一直是我国吸纳劳动力的重要载体和缓解就业压力的重要渠道。未来伴随着我国效率提升、分工深化，我国劳动力就业将进入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导的阶段，稳定就业和缓解就业压力也切实需要进一步提高开放水平、积极吸引外资。

负面清单的修订有利于吸引更多行业的外商来华投资。负面清单的修订，一方面会增加外资企业数量进而增加雇佣员工的数量，另一方面以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靠创新，创新靠人才、尤其是靠高端人才。而高端人才的积累要坚持两条腿走路：需要自己培养，例如加快国内高等教育改革，鼓励数学、物理等基础学科的发展，鼓励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和“干中学”；也需要外部引进，例如通过提升市场开放度，引进更多国际高端人才、提高行业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本外溢效应。

第三，负面清单修订也是我国构建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的必然要求。在世界银行新一期《营商环境报告》中，2018年我国整体排名46名，较2017年上升32名。这一方面说明我国整体营商环境大幅提高，另一方面说明与国际一流营商环境仍有差距，需要继续持续努力和改善。进一步缩减负面清单、放宽市场准入，代表了我国努力构建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的决心；负面清单的修订，允许更多领域实行外资独资经营的同时，也加快与国际通行经贸规则对接，提高了政策透明度和执行一致性，更有助于营造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的公正市场环境。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负面清单修订践行了我国为构建更加公平、公开、透明的市场环境的郑重承诺。

综上所述，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的缩小和准入范围的不断扩大，既是方向问题，也是理念问题。我国没有被一时的逆全球化、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等所左右，而是尊重客观规律、顺应发展趋势，以负面清单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和推动更高水平的开放。（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范保群、孙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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