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对比，使我切身体会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从而进一步加深对党的认识，坚定跟党走的信念，

并且有了入党的愿望。此时，同济大学党委的组织科长找我谈话说，“民盟组织初建，极需要人。”并希望我能参加民盟。我欣然听取了组织上的意见，于1952年10月加入民盟组织。

记得在“申请入盟动机”一栏中，我这样写道：

“希望入盟后在盟组织中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把自己贡献给人民”。

这确实是我的初衷和座右铭。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迎来了教育、科学的春天，我像是个久旱逢甘霖的孩子，一头扎进教学科研事业中。1978年，我这个当了24年的讲师终于晋升为副教授。两年后，被任命为同济大学教务处处长。

1984年，经全体党员、党外讲师和副科级以上1100多人民主推荐，我以935票当选同济大学校长。这对身为侨眷、曾被认为“海外关系复杂”的我，简直是莫大的鼓舞和无限的信任。

在担任校长的5年里，我全力以赴地工作。我倡导发扬“同舟共济”的同济精神，进行全国第一个校长负责制的试点，当时产生了极大的轰动。我倡导积极探索多元化高校办学体制，着手学校领导体制、人事制度和后勤管理改革，制定实施了学校发展规划，努力把同济大学建成教学和科研中心。在政治思想工作方面，我反复强调，越是深入改革，就越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设置了政治思想工作机构，并拨专款加强班主任、政治辅导员的工作。在教学方面，我提出“严格要求、更新内容，教得活、学得活、少而精”的方针，提倡教师将科研中获得的最新成果充实到教学内容中去，加强基础，拓宽知识，培养能力，出好人才。在学校管理方面，我坚持民主集中制，建立了校务会议制度，学校重大问题的决策都在校务会议上讨论决定。我还十分重视教代会、工代会的作用，经常去教室、食堂、宿舍、实验室、图书馆，与教师、学生对话，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并每年主动向教代会、工代会作报告，汇报工作，让教职工代表进行考评，这一举措在当时也是开风气之先。在个人修养方面，我要求自己做到“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对己严，待人宽”。在学术研究方面，我出版了《网络计划技术》《建筑施工》《建筑施工组织学》《网络计划的计算与实例》《城市建设管理》等多部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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