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论》则着重分析和揭示了中国革命中的主观主义的方法论根源。毛泽东系统阐述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及其辩证关系，强调“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毛泽东指出，从认识方法上讲，它们都不懂得“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背离了“特殊——一般——特殊”的辩证认识方法。“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学会这个方法，才能正确地分析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并推断革命的将来”。
20世纪40至50年代，毛泽东把《实践论》《矛盾论》中所系统阐述的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特别是其所概括的“实践——认识——实践”的人类认识总公式具体化为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先后提出了“团结——批评——团结”的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方法和“物质——精神——物质”的唯物论，阐述了一整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而在毛泽东哲学思想指导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成功地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成功地开辟了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民主革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哲学表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国社会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也揭开了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求解“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探索中国道路的新篇章。
首先，通过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历史经验的哲学总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不断拓展提供了根本思想前提和哲学方法论导引。从1978年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关于生产力标准的讨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关于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的讨论以及由其引发并延续至今的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都从哲学的高度深刻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历史经验，它们不断地推进了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拓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哲学引领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