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各级政府需要加大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保障力度，为内需释放提供重要保障。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是，越来越多的共同消费品将成为基本公共服务，这些公共型服务供给由公共财政来保障，有助于实现基本消费的公平。过去10年来，我国在社会政策上作了调整，覆盖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初步建立。但与全社会不断增长的公共需求相比，还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比如，在教育领域，学前教育“入园难”成为突出矛盾，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公平还需要进一步提升。这都需要加大供给，以满足群众的需求，并将形成巨大的投资空间，带动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对于改善性和享受性的服务型消费，需要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扩大有效供给。在政府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的基础上，对于更高层次、更高要求的服务型消费，需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加快市场开放以引入社会资本。这既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更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根本保障。比如，随着人们对健康的日益关注，赴海外就医、体检的人数快速增长，医疗游成为重要项目。这种“需求外流”并不利于经济增长。如果能进一步推进非基本医疗市场的开放，就可以推动高端医疗领域的发展，更好满足居民的需求，也由此可以留住大量的“外流”需求，形成巨大的投资空间。当然，在推进市场开放的同时，需要强化政府的监管责任、优化监管效率，“只会放、不会管”很有可能带来多方面的隐患。
我国巨大内需潜力是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这个动力的释放，不仅需要市场开放等经济制度创新与政策调整，也需要基本公共服务等社会制度创新与政策调整。可以预期，只要这些制度创新与政策调整能够尽快取得突破，我国经济就会形成一个又一个的新增长点，由此为中长期内经济的中速增长提供重要的动力。（本文来源：经济日报作者：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所所长匡贤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