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步,就是劳动力在产业间、城乡之间的流动,也涉及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允许农民长途贩运农产品、自带口粮到邻近城镇就业、票证制度的改革,以及用工制度的改革等。
第三步,流动以后要真正进入生产率更高的部门,进到非农产业,进到乡镇产业,进到非公有制经济,进到沿海地区,直至进入国有企业就业,这个过程也需要一系列的改革。因此,这个过程既是改革,同时又概括了资源重新配置过程以及如何把人口红利转化成经济增长的各种要素。这个过程是我们改革成功的体现,同时也必然是一个增长和分享的过程,因为其核心是重新配置劳动力,使就业更加充分。
到2010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达到了峰值,之后是负增长,人口抚养比也达到了低谷,之后是迅速提高,这些因素相应都改变了过去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变量。比如,劳动力开始短缺了,工资提高了,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在加快丧失。新增劳动力越来越少,人力资本改善的速度也就放慢了。劳动力开始短缺,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出现了。农民工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速度也大大放慢,资源重新配置的空间也缩小了。因此,利用这些新的变量进行测算,发现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已经下了一个台阶。
特别是2012年之后,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在下降,实际增长率也在下降。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很难再回到过去高速增长的时期,因为中国不再具有人口红利,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必须从依赖人口红利转向依靠改革红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