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是在上世纪70至80年代。越南战争的失败、石油危机、美元危机、经济衰退、高居不下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率、反战运动引发的左翼人权运动等不仅严重撕裂了美国社会，也使美国的国际地位急剧下降。而此时在勃列日涅夫领导下的苏联则在国际事务中全面出击，其强势与美国的疲软形成鲜明对比。
1981年里根上台后，立即摒弃了缓和政策，宣称要打败苏联“邪恶帝国”，全面升级美苏对抗。里根一方面与以撒切尔夫人为代表的西方右翼保守力量呼应配合，重整反苏阵线。另一方面通过削减个人所得税、缩减社保福利预算、打压工会、冻结最低工资、推行由大资本主导的“供给侧经济”等右倾政策，强势整合美国政治。随着美国社会“右进左退”的大调整，美国经济也进入第二个高速发展期：里根主政期间，美国经济年均增长3.6%，实力大增。
可见，美国在以上两个困难时期，不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当政，都通过与“强敌”苏联的全面对抗，强力推动国内的调整与整合，逼迫各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妥协，从而迅速扭转不利局面，使美国“更加强大”。
而这两个时期的苏联在面临快速变化的国际局势、尤其是美国采取强势对抗姿态时，未能及时调整政策，而是随着美国的步调以硬对硬。这不仅使“苏联的巨大威胁”成为美国内部整合的助力器，而且使苏联内部的因循守旧，日益僵化。经济长期依赖重工业，导致发展失衡和效率低下。社会上官僚特权泛滥，腐败盛行。最终导致内在发展动力干涸，国家凝聚力衰退，民族自信心失落。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时，苏联已经病入膏肓。
乱局更甚
今天的美国，内外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对外由于自小布什以来的对外政策乏善可陈，美国的领导能力和信誉都显著下降。对内由于有利于资本的分配体制、日益“赋权化”的福利制度、政治化的工会体制、利益集团的固化以及靠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商品支撑的消费型经济，导致资本不断外流和产业空心化。其结果是大资本鲸吞了经济全球化的巨大红利，而薪酬阶层和农民为主体的中产阶级的地位下滑。这不仅持续拉大贫富差距，而且将建制派政治精英——围绕政治体制和公权力形成的权力集团——推入了结构性的两难困境：一方面要依赖已经全球化的大资本以获得不可或缺的资本扶持;另一方面却要迎合反对全球化的选民以赢得同样不可或缺的选票。
新华社华盛顿８月２５日电 特写：对华加征关税将使美国消费者“在劫难逃” 新华社记者潘丽君 徐晓蕾 高攀 美国新一轮对华商品加征关税措施将冲击美国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令美国消费者“在劫难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