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外交决策结构的差异，限制了美俄领导人在关系改善进程中的主观能动性。相比普京在俄罗斯外交决策中的核心地位，特朗普推行自己外交理念受到多方掣肘。在领导人或精英动员型政治模式下，莫斯科倾向认为赫尔辛基会见会带动一场自上而下的改变，但在美国政界学界看来，特普会的最大成果只是启动了“顶层按钮”，两国能否实现关系正常化，关键要看外交决机构如何具体运作。
因此，早在特朗普和普京会见前，美国一些学者和官员就提出了“两手政策”：一面继续实行包括加强对俄制裁、参与解决乌克兰危机、干预俄欧能源贸易、抵制俄在叙利亚的盟友伊朗等在内的传统政策;一面敦促政府就保留《中导条约》、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依据《明斯克协议》解决乌克兰危机等眼下最为紧迫的具体任务与俄罗斯协商，更提出了在总统会见后建立定期、有效的高层联系和工作委员会机制、确立两国安全部门的密切合作、不设限地开展全面对话谈判的建议。
美国政界认为，这些后续跟进工作比总统的寒暄示好更重要;甚至还有人指出，要想实现美俄关系的正常化，只能等到“后特朗普”和“后普京”时代，根本不能只依赖领导人的作用。
美俄之间不乏紧张因素，但无论是美俄两国，还是身处国际关系格局巨变中的其他国家，都应清楚大国之间不希望发生战争的“底线原则”。特普会终于成行，既反映了当前国际体系的复杂性，也展现了新时期大国关系构建的灵活性。(作者是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