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许多西方观点认为，未来的ISIS将会出现“去实体化”趋势。大量来自于西方的恐怖分子有可能返回原籍，部分人员可能成为日后发动袭击的骨干分子，另有部分人员则会转变为“传教士”，到处散布极端主义思想，教授恐怖袭击发动经验。这批人员的跨国性和流动性显然高于任何一个群体。
这帮“散养”的恐怖分子可不是吃素的，他们的目标是整个现代社会，不会局限于某一个或者几个特定的国家。所以说，“反恐”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事，更需要国际合作。
双标
不过，谈到国际合作，岛叔不得不提到一个问题——“双重标准”。
早在05年英国遭遇恐怖袭击的时候，欧盟、北约等就在呼吁“全世界团结起来共同应对恐怖主义”。说来也讽刺，破坏这个呼吁的似乎正是他们自己。
我们对比一下此次伦敦袭击事件和昆明事件，西方的“双重标准”显露无疑。俄罗斯总统普京就曾经愤怒的指出，西方国家不能把那些袭击了他们的人叫做恐怖分子，而把在俄罗斯街上开枪杀人、绑架人质、发动炸弹袭击的叫做“民族解放自由战士”。
如果再回顾一下西方在ISIS这个恶魔兴起的初期态度，我们有必要再记住这个惨痛教训。原本没有几条枪多少人的“加强版游击队”，为什么短短时间内，成了一个让世界谈之色变的怪兽？为什么这只怪兽能在叙利亚战场上吞天噬地的同时，与某些特定国家相安无事、和平共处数年？为什么西方国家反恐联盟的数年空袭，不如俄罗斯介入后几个月的战果？这些问题的答案，恐怕与某些国家对其纵容，试图将其作为政治工具加以利用脱不了关系。
傲慢
那么，各国通力合作协同“反恐”就能解决问题了吗？恐怕也未必。
早在互联网刚刚兴起的时候，美国的反恐研究者就发现，借助网络，新时代的恐怖主义组织出现了一种“分层制”的特点。换句话说，一些恐怖分子并不是自己去谋划组织和策动袭击，只是借助网络将其“分享”给下线，鼓励下线去发动袭击。这种模式一方面使执法机关难以跟踪监控，另一方面会出现许多毫无预兆的“独狼”式袭击。
所以说，国际合作是打击恐怖主义必须之举，但也不过是一种“治标”之策。若真的想“治本”，就必须消除孳生恐怖主义的社会原因，否则只会扬汤止沸。
如果我们好好回顾一下冷战后恐怖主义兴起的历史，就会发现，某些地区和群体成为恐怖主义高发区是有深刻原因的。西方国家的一些政策使世界上一些特定地区集聚了相当一批对未来绝望、愤怒的人群。这些人群在极端宗教思想的策动下，很容易将自己的绝望、愤怒，延伸到对整个现代社会的怨恨。
9·11之后，美国社会感到困惑：“他们为什么这么恨我们？”，可是很不幸，小布什总统采取了“以暴易暴”的方式。“大中东民主计划”和“茉莉hua革命”的直接后果就是打碎了中东地区原本可以遏制恐怖主义的一些势力，制造了更多绝望的人。
看起来，西方国家从政治上消除了对手，但是在科技高度发达和经济全球化的现代社会，他们根本摆脱不了自己制造的苦果。问题的根源在于，一些西方政治人物对于自身政治制度和文明有一种盲目的傲慢，那个“双重标准”问题又何尝不是发源于此呢？
虽然岛叔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也不由得想起基督教的教义中，定义人有“七宗罪”，其中一条就是“傲慢”，西方政治人物这种自封“山巅之城”的心理是不是正好符合呢？显然，这次英国发生的恐袭不会是最后一次，欧洲社会还将在担惊受怕中继续与恐怖主义周旋。只不过，这种恐惧如果还是建立在仇恨和偏见上，欧洲恐将永无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