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国家没有责任保证每一个投资者都能赚钱，那么至少应该致力于让投资理财市场不要脱离实体经济的现实需要而“野蛮生长”。
1月17日，中国社科院联合有关机构发布了一个《国人工资报告》。该报告内容令人振奋，尤其是“国人工资11年上涨近3倍”。
我国的社科院作为一个象牙塔机构，历来以发布高大上的研究报告为已任，不太关注人间烟火，此次能够俯下身来研究国人的工资，也许预示着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开始走基层接地气了，值得点赞。
但光点赞还不行。这份报告究竟告诉了人们些什么，其中含有什么难言之隐，我们仍有必要认真解读一番。
11年工资涨3倍，物价涨了多少
这份报告的研究范围，上起2004年，下至2015年，时间跨度达11年。报告指出，我国工资水平在这11年里一共上涨了2.95倍，媒体在发消息时为了方便将其“四舍五入”为3倍，这当然是可以的。
对绝大多数中国普通百姓来说，工资是他们维系衣食住行等生活基本开支的唯一来源。工资上涨了，意味着生活消费也将有所提高。而11年时间里，工资能够上涨3倍，意味着国人的消费水平总体而言有了大幅度提高。
但是，2004-2015这11年的大多数年头，恰好正值我国通货膨胀高发时期，绝大多数人得到的工资上涨并未能对其生活水平提高产生多少帮助，因此工资上涨的效益并未有多少体现，或者说，如果有所体现，它也只是给国人提供了抗御物价上升所带来冲击的一种可能性而已。
正是从本世纪头10年开始，中国出现了多轮物价上涨，特别是主副食品价格的上涨，在构成CPI指数的八大类商品中，最高峰时占到了90%，这使得反映食品支出占总支出比重的恩格尔系数越来越高，即使是根据官方提供的很难说准确的数据，中国的恩格尔系数最高峰时也在40%以上，远超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最近几年，虽然从总的趋势看，无论是CPI指数还是恩格尔系数，都略有下降，但是由于食品中个别门类的价格出现了大幅上升，比如去年的猪肉价格出现了惊人的上涨，其对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仍然不可忽视。
更需要看到的是，在这11年里，中国房价出现了远超3倍的上涨纪录，它对国人消费产生的抑制性影响非常大。房价并不在中国CPI指数的统计范畴内，而对工薪阶层来说，购房支出，或者包括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大量存在的外省打工者的租房支出，却只能由工资来支付。按照这份报告给出的数据，北京和上海在2015年的工资水平分别为11.1万元和10.9万元，如果拿它来购房大概只能买到两三个平方的面积。
贫富差距过大，分配机制改革滞后
其实，11年里国人工资收入增长近3倍，只是一个大致上的平均数。问题是，由于收入分配机制上的改革严重滞后，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一直存在。
社科院的这份报告没有回避这个问题，它也承认不同行业的工资水平呈现高者愈高、低者愈低的“马太效应”。以高薪著称的金融业连年占据行业工资排行首位，IT等高新技术产业紧随其后，而农林牧副渔、零售和批发业、水利等行业工资水平持续低于全国水平。
但是他们的收入较之全国水平究竟低到什么程度，报告并没有提供相关数据。是不是因为这类数据公布出来不利于社会稳定，因此就按下不表，只用一个“马太效应”来写意呢？
贫富差距过大，影响和谐稳定，不可等闲视之。衡量贫富差距，国际上有一个基尼系数，在从0到1的阈值中，一般以0.382为正常值。但中国基尼系数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在0.4之上，此后一直未见减退，2015年仍为0.462。而民间的普遍看法是，这个数据仍然是低估的。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称，1995年我国财产基尼系数为0.45，2002年为0.55，2012年家庭净财产基尼系数达到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1/3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
当然，收入分配机制的改革，这几年也在推进之中，比如对国有企业高管推行的限薪政策。但是由于很多国企已经市场化，官方推进收入分配机制改革有较大难度，因此这项改革总体上看进展不大。改变这种局面需要更多地从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来入手，同时加强税收管理的科学性，建立有效的倾向于中低收入者的收入调节机制，为缩小贫富差距创造必要的外部条件。
工资理财规模增长快，意味着什么
也许是因为一家商业机构参与了这份《国人工资报告》的制作，因此它体现了一种浓厚的商业特色，一个明显的标志便是设置了一个“工资理财规模”的指标。
报告认为，2000年以后，城镇居民家庭工资性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呈持续下降趋势，而投资、经营等具有主动理财性的收入占比不断加大。“工资理财规模”能反映这一变化，其主要指居民工资中主动理财的支出额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数据显示，相比于工资增长的不足3倍，同期我国居民工资理财规模却增长近10倍。
不知道这个数据的依据是什么。如果说从中国资本市场的规模扩张来衡量，11年里市场的规模增长近10倍，这个说法是可信的；但是如果说它们都是由居民个人投资所构成，那就显然不符合事实。简单地说，虽然从交易所的开户数来看，个人投资者占了绝对多的份额，但从资金持有来说，却是机构投资者占主导地位，个人投资者只不过是“陪太子读书”。这也决定了他们在资本市场中的命运只是被机构任意宰割。
最近十多年，中国资本市场出现了大规模的扩张，但它主要是由IPO的高速扩张所带来，跟居民投资股票的升值关系不大。由于股市已经成为在政府支持下为企业融资的工具，因此它只是以个人投资者向企业作出“无私奉献”为表现形式，即使在偶尔出现的牛市中，得到收获的也只是少数人，而牛市的终结给绝大多数投资者带来的则是满目疮痍。
诚如报告所说，“人们通过银行储蓄带来的本金增值已经无法满足日渐增长的开销，因此开始寻求更高收益的理财行为。”但是，更高收益的理财在哪里，却是一个大问题。
近年来，国家积极提倡P2P等互联网金融，它们推出的理财产品都以远超银行储蓄利率的高收益为标榜，在民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但是，再好的理财产品，它所承诺的高收益都只能以现实的经济社会为依托，在整个宏观经济增速减退，很多行业出现困难的情况下，这些所谓的高收益产品实际上是陷阱，当泡沫退去时，它们就成了问题产品，不仅给投资者带来了实际损失，实际上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种负面力量。
报告预测，到2020年，我国居民互联网理财规模将达到16.74万亿元。但是，如果投资理财市场没有足够的安全保障，那么规模越大，其带给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就将越复杂，给投资者的损害也可能会越大。因此为投资者构建有安全保障的投资理财平台，应该成为国家考虑的一个重要内容。如果说国家没有责任保证每一个投资者都能赚钱，那么至少应该致力于让投资理财市场不要脱离实体经济的现实需要而“野蛮生长”。这是必须守住的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