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甘肃这样的穷省，扶贫政绩直接影响官员的升迁。2013年9月，甘肃省启动“1236扶贫攻坚行动”。这个行动确定，提前脱贫的扶贫工作重点县，原有扶持政策不变，县委书记和县长优先提拔重用。相反，延期摘帽或扶贫不力的，先摘掉县委书记、县长的“乌纱帽”。可以想象，这样的政绩考核，一方面当然会加大当地官员扶贫动力，但另外一方面，这种考核也很有可能会形成形式主义和造假之风。实际上，为了让上级考察时看到自己的扶贫政绩，有些地方政府官员简直绞尽脑汁、无所不用其极。据说，有个地方让一些小学生披着装化肥的白塑料袋，趴在领导路过的山路上，远远望去，山坡上尽是“美羊羊”。
杨家从低保户变成了非低保户，也已经不是贫困户，但危房却实实在在摆在那。我们不知道当地干部和杨家，在危房改造上是如何博弈和讨价还价的。在通报中，顺着人们相信贫困导致惨剧这个观点，当地政府用自说自话的数据证明杨家非贫困户，从而撇清了所有责任。但这个数据，却没法遮盖住危房这一看得见的贫困标志。危房改造这事在提醒我们：闹剧和悲剧，可能源自扶贫不给力，但同样也可能源自扶贫政绩压力。所以，除了低保一事外，必须继续追问，危房改造和惨剧之间是否有关联。
杨改兰在生命垂危的最后阶段，跟她的堂姑杨雪丽提到一句：“全庄全队的人都在告我。”这话到底指的是什么呢？随着死者的离去，也许它会成为永远的秘密。不过在这个秘密未解之时，把所有的责任都甩给贫困两个字，恕我直言，实在过于轻飘。更令人不安的是，当地政府站上这股轻飘的民意“风口”，几乎把责任甩得一干二净。在逐条研读当地政府关于这起事件的通报时，我的感受是极其悲凉和愤怒的。整个通报3200字，当地政府试图给出的信息就只有5个字：我们没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