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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邓朴方(摘录) ——凤凰卫视专访中国残联主席邓朴方 邓朴方，邓小平的长子， 中国残疾人事业的奠基者。翻看他的履历，似乎可以借用一首诗的格式来做这样的概括：“非人道的混乱给了我一个残缺的躯体，我却用它去建立人道主义的秩序”。 邓朴方在许多不同的场合谈到，他的最终目标是在大陆建立起人道主义的思想体系。他认为，只有在人人相互尊重、大家共同富裕的社会环境中，大陆残疾人的生活才会得到根本的改善。 鲁豫：其实要不是作个专访，事先我对你作很多的调查研究工作，相信我跟很多观众都一样，经常从电视屏幕看到你坐轮椅出来，但是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忘了你的身体是有特殊状况的，就觉得这好像是你形象的一部分。但其实我知道你平常，比如每次出差回到北京，还是会病一场，我想听你说说你目前自己的身体状况是什么样的？
邓朴方：我这样的叫截瘫。截瘫病人从一开始有三个比较大的障碍：第一个就是肺炎，第二个就是褥疮，第三个就是泌尿系感染。肺炎在现在好像不是很大的障碍，因为有抗菌素，不像二次大战以前或者一次大战时，很快会死亡。褥疮完全是护理和自己照顾的问题。泌尿系感染对我们来说是比较大的威胁，每次泌尿系感染都可以治愈，但每次泌尿系感染都会伤害你。我所谓病一场，也就是指泌尿系感染。如果比较疲劳了，身体条件下降，这时候很自然就一定会来泌尿系感染，或者感冒之后特别容易发生。出差有时候累一点，回来要特别注意，在这个时候不能够引起疾病的产生，这个也习惯了。 鲁豫：我也看到过一些对你的访问，里面也讲到你可能不信命，但你也觉得冥冥之中一切都有安排，比如你是邓小平的儿子，身份比较特殊，可能你不喜欢别人这样讲；另外你在文革的时候有这样一段比较惨痛的经历，是不是这些让你有机会又有资格把你的命运和中国几千万残疾人的命运很紧密地连在一起？你是不是觉得这一切冥冥之中是有安排的？
邓朴方：相不相信命不过是一个概念。什么叫命？实际上我体会所谓命，就是一种机率、概率。也许你碰到个事情，往这个方向走，碰到另一个事情往那个方向走，就跟你扔一个硬币一样，也许出来是正面，也许出来是反面。人们在整个生活中遇到很多机会，这种机会往这边走或者往那边走，是有个概率的。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走这个方向，可能走那个方向，这就经常被人们认为是一种天命的安排。我想这种对概率的解释也不是不可以理解，不是不可以接受。但从我个人来说，出身什么样的家庭，生长什么样的环境，有时候是难以自己控制的。我觉得任何一个人也都不能完全控制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是在社会当中生活，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在现有的生活环境中接受它，并且迎接这种生活的挑战。
<从1968年的夏天开始，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邓朴方自胸口往下的躯体便都不属于他了。事隔12年之后的1980年9月，他才接受了一次正式的外科手术，他重新坐了起来，却是在众多钢钉和螺丝锁定胸腔的基础上。时至今日，邓朴方的血液循环、肾功能和肝肺功能等状态极差。而且由于身上80%的皮肤已失去排汗功能，他必须大量喝水来降低体温。命运在邓朴方面前关上了一道门，与此同时又在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大陆6千万残疾人面前打开了一道更大的门。> 鲁豫：在没有跟你接触以前，我就觉得你是一个无所畏惧的人，因为你已经面对过死神，较量过后死神退却了。那么我想一个死都不怕的人，他现在应该没有什么害怕的。但是作为一个人，现在还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害怕的？
邓朴方：其实也不能说无所畏惧，我觉得有时候是会无所畏惧的。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情值得做，我们就不会怕这些事情。但是所谓“有所畏惧”和“无所畏惧”都是相对的。在你没有必要去付出东西的时候，我何必无所畏惧呢？我还是觉得应该选择一个更好的方式。
鲁豫：那现在对你来说什么是你值得去做？什么是为了它你可以无所畏惧、在所不惜？
邓朴方：目前从工作来讲，残疾人事业是我正在做的事情。那么多残疾人，这么多痛苦，最主要是很多很多残疾人没有希望。其实这些残疾人遇到困难是经常的，这事情并不是很可怕的事情，问题是他没有希望了。要给他们希望，这就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因为生活在这么大的社会，特别是中国有6千多万残疾人，你怎么去给所有的人希望呢？或者多数人给他们以希望呢？我觉得这是比较难做的事情。再就是说中国是个几千年的封建社会，这个封建社会里面孔孟之道，过去传统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封建社会，特别孔孟之道到了后期，程朱理学“存天理 灭人性”，在这种情况下，理学的压抑之下，对人性的压抑在整个封建社会非常严重，但是作为人道主义这样的思想在中国非常薄弱。怎么薄弱不是某个领导人讲什么话，也不是某个法律怎么制定的，就是在人们的思想里，没有经过长期的人道主义的熏陶和教育。而在西方，从三四百年以前就开始了，就开始向神学挑战。这种挑战的过程存在于文艺复兴的过程。这样西方人文主义的发展，人道主义的教育几百年就延续下来了，已经形成人们社会生活中一种非常经常的东西了。那么怎么样使我们中国人道主义的东西在中国扎根,我觉得这是值得奋斗的。
鲁豫：这两天我跟残疾人艺术团有过一些接触，最初的感觉就觉得他们内心的桎梏其实比我要少，他们内心的健全程度可能比我们很多所谓的健全人来得还要高。
邓朴方：不只你有这种感觉，我也有这种感觉。我很喜欢他们，我跟很多人一起待过多年，作为我自己来说，也很佩服他们。他们那种冲破障碍之后所体现的那种人性的光辉，他们能够不把自己当作残疾人，而把自己当作一个追求艺术 、表现自己 的过程，还要表现残疾人的愿望，甚至表现人类的愿望，这点来说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我自己的桎梏往往会更多一些，我不如他们。
鲁豫：刚才讲到体育，你平常做一些什么锻炼帮助自己恢复或者保持自己的状况？
邓朴方：这点我就不好意思一点了。我稍微懒一点，作为体育运动我喜欢打牌、钓鱼，这是比较简单的运动，有时候做做哑铃，就是这样了。太剧烈的活动也不太容易做。
鲁豫：打牌打桥牌？
邓朴方：对对对。
鲁豫：跟你父亲比怎么样？
邓朴方：我父亲他喜欢打，他打了一辈子。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就是跟着他，他打桥牌我就坐在旁边看，后来慢慢上桌，再后来慢慢帮他打个拍档。
鲁豫：你们俩谁的水平更厉害一点？
邓朴方：他是前辈了，应该说他是高手，他牌打得相当好，牌感特别好。我记得一个外国朋友写信就是中国领导人打桥牌有他独特的风格，比较喜欢打冲一点，叫牌叫得比较高一点，也能打出很漂亮的牌。他的感觉特别好，打牌牌感特别重要。
鲁豫：平常看电影吗？
邓朴方：比较少，像我这样进电影院比较困难。我就希望有比较多的空闲，能经常坐到水边上，面对鱼漂什么都不想，静静的，那就是一种享受。
鲁豫：我试过钓鱼，不行。我钓一会儿就抽出来，坐在旁边钓鱼的人都说，你还是捞鱼吧。
邓朴方：我性子也是很急的 。我原来钓鱼的时候也是没有耐心，后来不知道怎么，越钓越上瘾了。
鲁豫：你觉得你的性格像谁？像你的父亲还是母亲？
邓朴方：很难说，都有点像。有一部分像父亲，有一部分像母亲。
鲁豫：我觉得你们兄弟姐妹几个人就不太相象，毛毛姐给我的感觉好像比较更外向一点。
邓朴方：她是我们家的外交家，是我们家的外交部长。
鲁豫：你在家里是个什么？
邓朴方：我在家里什么都没有，没职务。
鲁豫：你在文革前，在北大上学前，你对你的人生设计是怎么样的？
邓朴方：年轻的时候想当科学家，那时我比较喜欢理工科，对数学、物理都很感兴趣，也觉得自己在这方面还有些特长，所以那时候很想当个物理学家。原来想当数学家，后来想当物理学家，后来我上的北大基础物理系 。
鲁豫：当时的成绩你算高材生是吧？
邓朴方：也不是，文章上是这么讲，高材生其实多少都有点吹牛。在中学的时候自我感觉还不错，觉得自己还可以，不比任何人差。到大学里我就发现确实有很多很多天才，我跟那些天才比我还是不如。
鲁豫：你后来还回过北大吗？或者还经常回去看看吗？
邓朴方：不是经常。 变化确实很大了，跟我们那时候完全两个概念了 。
鲁豫：回过头看看这么多年的路，你觉得你生活当中，一些让你难忘的人？除了你父亲之外，在关键时刻帮助过你的一些人，让你非常非常难忘？
邓朴方：绝对的说，很难讲，但有一个人让我始终忘不了。就是在文化革命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北大工宣队的一个工人（王凤梧师傅）他一直帮助我 ，最困难的时候，还是革命化的时候，别人都不理我，他跑到我床前，举着毛主席语录给我宣传毛主席语录。他主要是劝我，给予希望，到处跑给我治病，当然他没有能力完成这一切，但他这份心我始终忘不了 ，这是患难之交啊！
鲁豫：现在你们还经常见面 ？
邓朴方：是的，我有时候去他家里看看。
鲁豫：包括当时你们在清河救济院，第四病室那帮哥儿们也是你的患难之交。
邓朴方：我也去看过，现在有的死了，多数死了，少数活下来。那么我也去看看，他们如果伙食不太好，我给他们带点吃的，也就是看看而已，不可能为他们做更多的事情，他们的病都很重 。但是我觉得这是我人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跟他们在一起 我感觉到也不是残联的主席 ，也不是什么咱们就是穷哥儿们、穷弟兄，在一起聊一聊：“你的身体怎么样？是不是做做气功？是不是需要点什么吃的？这样的话非常自然、非常和谐。 邓朴方：我有一柜子的工具，帮人修电视什么的。以前修得了电视，现在修不了，现在都是集成块，到时候换线路板就复杂了。不过现在有什么东西，包括家里人、包括工作人员，要修东西都找我。
鲁豫：下次我什么东西坏了找你。
邓朴方：不光会这个，还会治病呢！
鲁豫：如果现在允许你有一个梦想，你的梦想会是什么 ？
邓朴方：只允许一个梦想？太苛刻点了吧。
鲁豫：一个大的梦想，最大的梦想，你会是什么？
邓朴方：如果不从个人来讲，我希望中国好，越来越好。我们祖国经过太多太多坎坷，我们所背负的历史包袱也很沉重，前进的道路不会太顺利。但我相信我们中国人应当在这个时候把自己的国家变得更加好，人们生活越来越好，社会也越来越进步。
鲁豫：最近我看中国残联搞了很大的活动，包括不久前凤凰台也参与的国际特奥在北京办的活动 有一些相当高调的活动。
邓朴方：现在残疾人事业在发展的过程中，我觉得应当不断的有声音，过一段就应当有比较强的声音出来，因为社会既是要接受新的东西，又是容易遗忘的。如果我们的残疾人事业，老是说一种话、说一件事， 人们很快又会把你重新忘掉。所以残疾人要对社会不断有新的东西，拿出一些有冲击性的东西，让大家感觉到残疾人的事情，还仍然是值得关注的。当然作为这样的大型的 ，比如前些日子特奥世纪行这样的活动，也是和国际组织合作。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在这个地方把文章做起来，这样就能影响各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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