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林匹克：世界文明的理性之光(2)

“修昔底德理性”超越“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陷阱”已经是现代国际关系的俗语，来源于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如果仔细阅读这本书，人们就会发现，这个陷阱是发起和参与战争的人们用“疑虑”“误解”“仇恨”“崇拜战神”等心态和行为挖出来的，用中国古代话语来说叫“好战”“蛮武”，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非理性”或“反理性”所挖的陷阱。

面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导致希腊文明的衰败，修昔底德在字里行间掩饰不住惋惜和悲伤。他给出了这样的总体评价，后来成为国际通用的至理名言：“一个人不会因为缺少了他经验中所没有享受过的好事而感到悲伤，真正的悲伤是在丧失了他惯于享受的东西后才会被感觉到的。”

这个“惯于享受的东西”是什么呢？当人们返回去再读的时候，终于明白这就是奥林匹克休战规则所带来的公平竞赛、共同祭神、节日庆典的和平时光。

公元前168年，罗马人把希腊并入版图，并继承了古代奥运会传统及其理性内涵，坚持和延续了奥林匹克休战规则。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之后，在1993年第48届联合国大会上，121个国家一致通过奥林匹克休战决议。2000年，奥林匹克休战的概念被纳入《联合国千年宣言》。

人们看到，修昔底德是向往和平的，“修昔底德陷阱”实为“修昔底德指出的陷阱”，他指出争霸和战争是“好战陷阱”，是由群体人格或国家人格的非理性或反理性所造成的。

■第一批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成员在第1届雅典奥运会期间的合影。前排右二为国际奥委会第二任主席顾拜旦。

奥运精神：文明人格与理性人格的光辉

中国人为什么高度赞同并致力于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因为中国人认为奥林匹克精神就是文明人格的教育培养与理性人格的激励机制。

中国人的“文明”概念最早出现在《尚书》中。《尚书·舜典》说：“浚哲文明，温恭允塞。”这就直接标识了什么是理性人格，即与好战意识与蛮武人格相对立的人格。

公元394年，奥运会为改宗基督教的罗马皇帝所禁止。在此后的1500年中，奥林匹克精神散失了，休战规则也没有了，战争形态从世俗争霸或利益冲突转向宗教意识形态的“圣战”。也就是说，人类的好战、蛮武等“非理性”的一面被意识形态化后，大大小小的战争就会无休止地发生。

到19世纪末，尽管有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成功，但是好战意识或蛮武人格依旧大量存在，动辄出现民粹主义、种族主义或军国主义的战争叫嚣。当时只有29岁的法国人皮埃尔·德·顾拜旦在索邦大学发表了著名的《奥林匹克宣言》，他向世界宣告：“与你们一道，我会坚持不懈地追求，实现一个以现代生活条件为基础、伟大而有益的事业：复兴奥林匹克运动。”

顾拜旦认为，奥运会的真谛就是把高烈度的战争人格转变为以公平为基础的竞争人格，进而提升为追求卓越的竞赛人格，这就是崇尚和平的理性人格，从个人到国家，这是现代社会必须最大规模具备和拥有的，因此必须遏制好战意识和蛮武人格的增长。

■1896年，第1届希腊雅典奥运会田径男子100米决赛预备起跑。

1896年4月6日，首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雅典举办，创立了现代奥运会的基本模式。顾拜旦坚信，体育运动可以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可以教育和影响全世界的青年和民众，使其形成追求和平和卓越的理性人格。

在克服了一战二战和各种冷热战的干扰之后，今天奥林匹克精神已经转化成世界文明体系中的学校体育课程、社区体育文化、城市体育运动和国家体育事业，成为理性人格的重要而有效的教育培养与激励机制。

奥林匹克的经济理性与公共性的强化

为什么奥林匹克精神也是经济理性？这是因为共同体理性主要产生于经济和利益交换行为中，也就是产业链、供应链和市场链、消费链相互匹配的形成机制。

古希腊是一个农牧工商并重发展的文明体，公元前8世纪开始逐步进入盛期，奥运会极大地加强了城邦之间的价值认同、经济交流和贸易扩展。可以想见，奥运会每四年一次，是一个数万人参加的超级“产业博览会”，吃穿用品堆积如山，到处洋溢着欢呼与热情。宗教礼仪的庄严气氛、世俗的快乐感受、竞争的效率力量、和平的安全机制融合到一起，这就是经济理性导致社会效益最大化的过程。

130年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呈现出奥运经济的理性在于对国际社会和国家精神面貌的改变、整体经济水平的提升和对于体育文化的带动等方面的效益，特别是对青年一代成长发展的激励机制。

■当地时间2014年2月6日，俄罗斯索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国际奥委会大会上讲话，随后与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共同展示了索契冬奥会火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