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揭秘协拍：影视产业离不开的螺丝钉，场外故事比电视剧还精彩(4)

如今，吉林每年都能接待近十个剧组。有些剧组同时开机，天赐就要兼顾两边的场景与群演协调，还要关注群演是否走错片场。“之前在网上看过明星走错片场的段子，没想到群演也会。”天赐回忆，有一次两个剧组几乎同一时间抢妆，其中剧组A的群演走到了剧组B的化妆间，化了一个极耗时间的战伤妆。结果临开拍才发现两组群演人数不对，“我急得不行，问他咋上这儿了！然后赶紧把他拽到那个剧组重新弄。反正这些事是挺有意思的。”天赐笑称。

2、纠结

陪吃陪逛、自掏腰包，也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姜桂林的工作原则是，只要想来当地看景的剧组，她一定尽心尽力地配合。从找场景、安排行程、联络交通，甚至餐饮和酒店，保证绝对的专业服务。

但在协拍江湖，仍有很多事情尚未写成明文规定。例如，剧组往往是确定开机后，才与协拍团队签订正式合同。白纸黑字落成前，即便看了一两个月景，剧组也可能随时选择其他地方。而协拍付出的时间、金钱，也成了“打水漂”。

姜桂林曾陪某个剧组在襄阳逛了半个月，从场景到资料，一切都确认完了，但开机前姜桂林却被告知因为一些原因最终剧组选择了其他地区。而看景产生的成本费用，对方没提，姜桂林也没好意思要。“白花了一两万吧。”姜桂林说，“而且这只是看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景，时间比较短。如果遇上看景时间长的，花费更大。”

杨大伟曾从事媒体工作，习惯了将一切准备工作做在前面。成为协拍后，在如打仗一般紧张的拍摄流程中，他更是不敢滞后。虽然他时常也会徘徊于“做了会不会太早？万一他们不拍了怎么办？”“但如果拍，不提前准备，临时来又搞不定”等持续的纠结之中。包括前期陪剧组看景，无论看多久，杨大伟也几乎不主动谈钱，“伤感情，也太势利了。”但这也让他时常陷入竹篮打水一场空的窘境，“要是跑几天，那一点成本我就认了。如果是几个月，成本就太高了。但如果他真的没有选择在黄山拍，可能我也就找不到他们了。这就是协拍的风险。”

3、抗压

拍摄充满不确定因素，需随时调整

剧组是一个瞬息万变的地方。演员档期、剧本调整、当地政策限制、天气变化等，任何环节都让每一天的拍摄充满了不确定因素。

例如，有些演员的签约档期只有十几、二十天。在此期间，剧组必须提前抢完所有的戏，这便导致了很“恐怖”的转场过程。协拍不仅一天内要沟通多个场景，还要带着整个剧组来回穿梭。而有时剧本的不断调整，也令很多原本早就杀青的戏，又需要重新补拍，都已经开始拆置景的场景，又需要重新协调。

“像派出所、法院这些单位，不是随时想拍就能拍的。但你又得满足档期，难点就回到了制片部门，尤其是我们协拍。”一般这时候，杨大伟只能硬着头皮去和相关单位沟通。但大部分时候，剧组甚至连充分沟通时间也没有预留，深夜开会决定后，第二天就要到相关单位取景。“我也不能半夜打电话跟人家沟通。只能第二天一早提前跑到人家单位讲，尽量获得同意吧。压力大得不得了。”

如果说资源和沟通能力，是成为协拍的天然条件，那“以不变应万变”，甚至有些“厚脸皮”的情商，也是协拍在磨砺中必须掌握的“专业技能”。姜桂林服务的剧组取景地周边住着许多老年人。一天拍摄下来，几百位工作人员开着音响和扩声器，喧闹不停。后来，很多老年人以影响休息为由，堵住剧组拒绝拍摄。姜桂林只能买些小礼物，主动上门一家家沟通，“我们就这几天，看能不能多体谅一下……”

4、焦虑

因群演“半途放弃”无助到痛哭

姜桂林始终记得，自己转行成为协拍时接待的第一个剧组。剧组提出需要500名群演，姜桂林二话没说，只让剧组给她预留半个月时间，一定在开机前把人凑齐。但没多久，开机计划突然提前，姜桂林接到通知第二天就需要500位群演，想任何办法都要攒够。

“突然要500个群演，我当时是很害怕的，即便已经找了一些关系，但500多人不是个小数。”那几乎是姜桂林最痛苦的回忆。她发动了几十年间积累的人脉，无论是就职过的装饰公司，有过接触的学校，还是快递员、做小生意的，她挨个打电话托关系、找朋友来临时救急。

开机当天，500多人按时就位，但群演来自各行各业，绝大多数来剧组就是为了体验一下，没想到一拍就是一整天。当时正值炎夏，襄阳的平均气温达到30℃以上。群演们要一直穿着厚重的盔甲站在闷热的户外。天公也不作美，下午四点多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被淋成落汤鸡的群演们开始东逃西散，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把盔甲一脱，跑得没了影，只见满地都是七零八落的盔甲和道具，鞋甩得遍地都是。

无论如何，道具一件也不能少。姜桂林的群演领队顾不上打伞，径直冲进雨里一件件捡盔甲。姜桂林看着眼前的一切，除了哭，没有任何办法。“现在我们已经做成气候了，群演们都非常懂得剧组规矩。但那时候我还没能力阻止别人走，他们也不会听我们的。”回忆起来，姜桂林仍感到无力。

在襄阳、黄山、吉林，极少有专业的跟组群演，大多是当地“凑热闹”的老百姓，有本职工作，只有空余时间才来参与。这也意味着，这里的群演是机动的，自由的，不严格受限于剧组安排的。

拍戏时，天赐最怕晚上九十点接到消息，这通常都是已敲定的群演产生了变动。“啊，不好意思，明天我去不了了”、“我有点事，下次再去吧”……“定好群演50名，第二天少一个都不行。”这是天赐对自己的要求。天赐的微信中有上千名好友，他只能给其中常合作的群演或熟悉的朋友打电话“补漏”。有的人已经睡觉了，有的人没接电话……即便只是2、3个人也很难找。直到凌晨1点，天赐还躺在床上群发微信找人，一不留神睡着了，手机啪一下重重砸在了脸上，像是在提醒他工作还没完成。天赐洗了把脸，手机同时收到了同事的消息。对方也没有睡，还在担心补群演的事。

“实在不行，明天再现‘抓’吧。”睡了不到四个小时，五点天赐就爬起来，硬着头皮继续打电话。顺利的时候，早上打10个电话就可以补上2个空缺；时间实在紧急，天赐和团队只能亲自上去“充数”。只有集合时间，副导演点名50位群演一个不少，天赐的心才算踏实了一半。

天赐在片场协调。受访者供图

5、坚持

作品热播是最大的成就感

群演的酬劳，曾被无数媒体公开报道。姜桂林说，全国群演几乎是同一薪酬标准，且这些年没有涨过工资。而同样作为基层影视工作者的协拍，与群演相比似乎算得上高收入工作。协拍的工资由基本工资、群演抽成、车补饭补等各种补贴组成。剧组拍摄时间，场景数量，所需群演数量，决定了那几个月协拍的收入多少。“之前一部电影在襄阳拍了百余天，每天都需要几百名群演。我们领队一个月可以赚近万元。”姜桂林透露。

但高收入背后，影视产业的降本增效、开机数量减少、拍摄计划存在变数，也造就了协拍工作往往“朝不保夕”——一旦几个月没有剧组，他们便一分钱也赚不到，必须通过其他工作才能糊口。

没有剧组时，杨大伟继续从事黄山当地户外广告、抖音直播的活动与内容营销。天赐在吉林专心经营酒吧，业余拍一些短视频、街拍赚外快。“所以在影视产业不太成熟的城市，我不建议大家去搞协拍。耽误时间，累，还赚不到钱。自己公司办个活动多轻松。”杨大伟时常如此想。

那为什么还要坚持做这件事？不同人的答案不尽相同。

天赐依然梦想着从事视频创作。扎根剧组这些年，他学会了如何安排机位、设计视觉。如今，他已经能独立操刀一些公益广告或小短剧。

杨大伟希望为黄山的影视产业建设增添一份力。他想不通，黄山拥有极好的旅游资源和拍摄场景，但影视产业配套为何起不来？“影视产业发展不是一天起来的，要长期做规划。”

《幸福到万家》拍摄现场。受访者供图

但回归到协拍，这件事本身所带来的成就感与满足感，才是令他们最难以割舍的。

今年是姜桂林从事协拍的第五个年头，但她已经确认这是一辈子最喜欢的工作。“当剧组给了我们一些通告，要什么样的人、多少人、几点钟集合，我们很快就能够帮他们顺利完成。而且我做的这些事，可以成就一些好作品，也能为我的这些群演拿到薪酬，这都让我觉得很有成就感和价值感。”姜桂林说，协拍需要每天与人打交道，不好做也不稳定，但自2018年以来，团队中的绝大部分领队都毫无怨言地坚持在一线，“他们一定也很喜欢这个职业。”

去年，吉林来了很多剧组。天赐一边忙协拍，一边还要照看酒吧。焦头烂额之下，酒吧变得门庭冷落，不断地往里赔钱。有朋友建议他，别弄剧组了，专心做生意、拍视频，干吗让自己那么劳累。“但这么多年，积攒了这么多优秀、专业的资源，太不容易放弃了。”天赐坦言。协拍虽然疲惫，但他打心眼里感到快乐，尤其看到那些热爱表演的普通老百姓，在他的协调下真的站在了镜头前。“很多群演都和我成了朋友，他们总私信我、给我打电话，问什么时候有戏，特别积极地想去参加。”

今年，《人世间》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爆款剧，不少观众探讨场景和群演，也带热了吉林。很多曾参与拍摄的人都给天赐留言说，当时拍的时候挺“遭罪”，但细看真精彩，热播榜都排第一了！真没白去。还有人说，下次不给钱也继续参与。“这都让我感觉自己的工作特别有意义。”

杨大伟也笑称，《幸福到万家》如今播的这么好，他感到了极大的满足，几个月长途跋涉协助拍摄的疲惫、煎熬都一扫而光，“好的作品还是比较重要的。你问我赚多少钱，那也没赚多少钱，但如果积极努力，服务好剧组，有好的作品呈现给观众，自己也会感到愉悦。说白了，老了，我也可以对人家吹牛，我跟《幸福到万家》合作过，你合作过吗？（笑）”

新京报记者张赫

校对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