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大凉山的“寒门”学子：与“自卑”和解，寻找自己的路
陈时鑫将从南京大学毕业。受访者供图
“回望过去，求学十六载，弹指一挥间。从祖国大西南的阿普路村小学，到冕宁县第二中学，再到成都市石室中学，南京大学电子学院，我走了一条很长的路……”
6月17日，南京大学电子学院学生陈时鑫将自己的论文致谢发在小红书，他用“十星”这个网名，分享自己的学习干货和生活点滴。致谢中，他讲述了自己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故事。他是初中三年每天骑车12公里走读，冬天脚上长满冻疮的少年郎；也是本科四年获九次奖学金，直博香港中文大学的学霸。“大凉山娃全奖直博港中文”的话题很快冲上了热搜。
“十星”取自时鑫的谐音，他在一段文字中写道，“在西南的丘陵之间，偏僻的乡村聚落处，灯光暗淡柔软，每家每户的灯光汇集起来也照不亮偌大的夜，于是这里可以看见很多星星。但星星不说话，只在自己的位置上，淡淡发光。”
卖泥鳅的孩子
新京报：你小时候的成长环境是怎样的？
陈时鑫：我的家乡在四川大凉山地区的阿普路村，我家就在山脚下，爬上山可以看到县城的全貌，县城被山包围着，山的那边还是山。
小时候印象比较深的是课余时间去抓泥鳅、摘茶叶、捡蘑菇，然后步行到县城去卖。一个八九岁的孩子蹲在菜市，卖自己的泥鳅或者蘑菇，赚一两块钱，作为自己的零花钱。
那时候我奶奶瘫痪在床，看病借了很多钱，家里有三个孩子在读书，也需要钱。小时候的成长环境让我觉得家里不富裕，我要自己赚钱，会比较自立。我读大学时没问家里拿钱，自己做家教、勤工俭学、拿奖助学金等赚取生活费。
不过现在家乡已经和当年不一样了，县城里面也建了很多高楼，感觉每回家乡一次，家乡就会陌生一点。
小学时，陈时鑫上山挖草药。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父母对你的教育是怎样的？
陈时鑫：我的父母都是初中学历，不太擅长表达。父亲经常在外地打工，见得比较少，但从父亲身上我学会了承担责任。母亲则留在家料理农活、照顾我们，母亲非常温柔。
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但一直有一种感觉，他们很支持我们学习，我还有两个姐姐，我们三个都读到了大学。
新京报：你什么时候意识到读书是件很重要的事情？
陈时鑫：我上学前就跟着姐姐们学习了，从小属于大人口中比较“乖”的小孩，包括做农活，插秧，同村的长辈看到就会夸我懂事。后来上学成绩不错，也受到了老师的肯定。当时我听到这些话是很开心的，现在想想可以理解为这是一种正向的促进，一直有人鼓励我，我就觉得读书是一件好的事情，我的努力受到了认可。
另一方面，我很喜欢读书，小时候在村里的图书馆看了很多名人传记，很佩服那些科学家，牛顿、爱因斯坦、霍金等等，那个时候就觉得，外面的世界很广阔，一定要出去看一看。
新京报：读书期间会有比较难的时候吗？
陈时鑫：我读初中时骑自行车去县城上学，早上带着星光出发，晚上又披着月色回来，一年四季都是这样，冬天的时候脚长满冻疮；夏天暴雨又打湿了全身。
初中时期的陈时鑫。受访者供图
广阔的地方，大有可为
新京报：什么机缘下去了成都市读高中？
陈时鑫：我中考时考了全县第二。当时一位老师建议我去参加成都市的外地招生考试。我就一个人坐大巴去了成都，考过了。
当时我很纠结，因为到成都读书要交一笔5000块钱的择校费，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一笔天文数字，再加上成都的生活成本肯定也会很高；反过来，如果在县里读书，我的成绩比较好，可能还会有补助，我就在犹豫。
后来跟一位老师促膝长谈了很久，他写了“海纳百川”四个字送给我，老师是希望我的胸怀更宽广一些，能容纳的事情更多一些。
我最终选择去成都市石室中学读书，这个选择也影响了我的人生轨迹。记得在去成都的路上，看着眼前的山，我就想起毛主席的那首诗，“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我当时抱着一种想法，离开了家乡，去一个很广阔的地方，大有可为。
高中时的陈时鑫。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到成都以后的读书生活是怎样的？
陈时鑫：读高中就在学校寄宿，一年只回家两趟，平时周末我就在图书馆度过。刚入学时，我也有一些心理落差。我发现很多同学在进入高中之前，已经补习过很多次了，甚至老师也会默认大家都有一定的基础。
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挑战，成都市和凉山州少数民族地区的教学质量肯定是有差距的。我听不懂老师的口语，就打着手电筒，蒙在被子里面背单词，早晨则借着路灯背单词。后来我的成绩就比较稳定了。
新京报：你考上了南京大学，一直没有放松学习。
陈时鑫：刚刚入学的时候只是延续了高三的状态，努力的习惯吧。发现不是上了大学就可以了，人生还有无数个坎等着我，比如绩点，我必须要一直保持学习的习惯。
我的一个大学老师和我们讲，你们考上南京大学，可能都曾是某某中学数一数二的存在，但是你们不要把南京大学当作你们一生中最高的顶点。
2021年12月，陈时鑫获得南京大学栋梁特等奖学金。受访者供图
和“自卑”和解
新京报：过往的经历在你的身上留下了一些烙印。
陈时鑫：肯定会有的。比如，我在高中阶段，一直到大一、大二都会详细计算我今天花了多少钱，然后尽可能把每顿饭钱压到最低，去吃最便宜的食堂窗口。
坦白来讲，高中时我的心理落差是最大的，我当时看到城市同学的QQ空间，他们发周末去看最新的电影，或者说父母带他们去吃一顿火锅，他们吃一顿火锅就会花一两百块钱，那个时候我每顿饭可能只花8块钱、10块钱。我意识到了这种差距的存在，而且非常大。高一没有人看见的时候，我也会一个人在床上哭，默默地流下泪。
新京报：你在致谢中提到“巨大的城乡差距让我变得自卑”，你现在和“自卑”和解了吗？
陈时鑫：后来心态慢慢转变，在高中时和城市同学成为朋友，我发现大家都是很好的人，他们教给我很多东西，约我去他们家里做客，请我去看电影、吃火锅等等；反过来我成绩比较好，老师让我在家长会上分享我的经验，同学们也很理解我。
对于过往的经历，有些人会说这是一种痕迹，摆脱不了的。我自己的想法是不要害怕跟别人谈起这些，当我可以很自然的说出这一切的时候，我就真正跨过去了。这种烙印既是财富也是缺憾，正是因为有这种自卑，我才会努力去用成绩来证明自己。
陈时鑫经历了高中的心理落差，大一变得更加自信，担任学生干部。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这一路走来有听到什么不好的声音吗？
陈时鑫：会有一些，比如有人会觉得，你这么努力也很难在大城市立足，你的父母帮不了你之类的。我觉得，这些声音不必理会，你只能依靠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剩下的交给时间。
新京报：看你现在的照片，非常阳光自信。你除了成绩优异以外，还有很多兴趣爱好？
陈时鑫：对，我从初中开始学习书法。当时我用捉泥鳅，采蘑菇挣的钱去学书法，老师知道后就没收我的学费。
后来学弹吉他，有网友看到我弹吉他的视频，会说我花钱学习特长。其实不是的，县文化馆里面有免费教授吉他课，吉他也是买的二手，现在还一直带在身边。大三，我的成绩比较稳定之后，加入了学校的吉他社，认识了一些朋友，他们愿意帮我伴奏，帮我打鼓，我们之间就像一个小乐队，一起玩音乐，我很喜欢这种感觉。
南京大学有个“雨花斑斓成长计划”，面向全体本科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开展一些能力培养提升的培训课程，包括素描、油画、礼仪课程，甚至还有计算机教学，全部免费。我也学习过一点素描。
我觉得学校也希望同学们能够打开心扉。我们主动了，就会发现大学的很多资源或者说很多可能性，如果不主动，一开始就认为我是一个木讷或者自卑的人，什么都不会，最终可能会一直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
本科期间，陈时鑫获得了九次奖学金，多个荣誉证书。受访者供图
回归于平静
新京报：什么时候确定申请博士研究生的？
陈时鑫：大三吧，我发现寒暑假我在做家教赚生活费的时候，我的同学在考雅思、考托福，在参加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等等。我们之间好像还是有差距，我就去了解他们为什么要去留学，为什么要做行业交流，我也在慢慢思考自己要做什么，觉得自己还是想继续读书。
也有一种情怀在，我读博的方向是基础芯片设计。学习过程中我感受到我们现在的技术还有差距，我知道这种赶超并非一朝一夕，需要很多人前赴后继。我想如果能为国家芯片事业的进步出一份力，这会让我觉得我做的东西是有意义的。
我也受到了一些学长学姐的启发，向他们请教，朝着那个方向努力。我一路走来真的遇到了很多贵人，像我高中时的班主任，大学遇到的学长，如果没有他们，我可能会处在一种比较混沌，不知道朝哪个方向努力的状态。
陈时鑫即将从南京大学毕业，到香港中文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这种帮助在你读书期间有很多吗？
陈时鑫：很多，有的人说我在网上上传的那份致谢中只感谢了自己，其实完整版的有老师，有各个学姐学长、还有同学，我觉得发到网上可能会侵犯他们的隐私，在网上只是简单提及了。
不仅仅是老师、同学的帮助，现在有很多针对家庭条件不太好的同学的政策，比如绿色通道、生源地贷款等。所以只要我们努力学习，会发现有很多国家、社会的关爱，读书是不成问题的。
我读初中时，有公益组织还帮助我确定了一个一对一的资助，每个学期会给我打一些生活费，资助人也会和我通信。我读大学之后，也在尽自己所能去回馈，比如参加公益组织举办的针对家乡学子的经验分享会，还有志愿填报的一些分享，希望自己的成长经历能够帮助他们。
不久前我也确立了一个一对一的资助的关系，钱不是很多，但有一份力量尽一份力量。
新京报：对于未来，你有什么规划？
陈时鑫：我还是要回归于平静，努力去做科研。参加完南大的毕业典礼，我可能会提前进入科研状态，跟博士导师确定课题等等。
新京报记者陈亚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