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一道隔离家暴的防火墙(2)

5月，北京疫情高发，源众所在的朝阳区实行居家办公，法院也基本停止了线下工作。如果通过邮寄的方式投递申请材料，时间上耗费较长，一般要7-10天后才有立案回馈，并不能以最快速度解决申请人的诉求。“因为本身就是你面临家暴的风险，才去申请这个保护令，时效性要求就会比较高，如果通过网上立案，这个过程当中会发生什么，谁也无法预料，所以说一般都是线下立案，3天内出裁定。”

尽管线下立案有些难度，5月13日上午9点半，邵齐齐和唐念依然前往朝阳区法院，“看看情况再说”。五一之前，邵齐齐看到法院有专人在院子里接收材料、消毒、录入系统。不过5月13日，现场接收材料的桌子已经撤走，留下了值守的工作人员回答询问。

“我说这个案子确实比较着急。否则的话也不会选择这个时间点过来。”说明情况后，法院接收了材料，大约一个小时后，唐念接到了下午“云开庭”的通知。

下午2点，法官在与男方电话沟通询问后，依法对唐念进行问话。“云法庭”里还有唐念的同事做证人出庭。4点，唐念收到了裁定书，这份裁定书同时也下发给了宋南。唐念还获得了居住地和工作单位属地派出所的联系方式，便于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按照反家暴法的规定，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措施主要有四类：禁止被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禁止被申请人骚扰、跟踪、接触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属；责令被申请人迁出申请人住所；保护申请人人身安全的其他措施。

唐念拿到的这份裁定书显示：禁止宋南对唐念实施家庭暴力；禁止宋南骚扰、跟踪唐念及其父母；禁止宋南出现在唐念工作单位方圆500米范围内。

其中，“禁止宋南出现在唐念工作单位方圆500米范围内”这一条是邵齐齐特别建议唐念申请的，因为唐念过去数次被跟踪都集中在工作单位附近，“如果不主动申请，法官可能不会有这么详细的裁定。”

如果宋南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构成犯罪的，将追究刑事责任。如果不构成犯罪，除了会受到法院训诫外，还可能被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15日以下拘留。多位反家暴律师一致认为，在现实中，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情况极少，作为一个司法文书，“它的司法威严和威慑力是在的”。

然而这份人身安全保护令无法约束宋南父母。在保护令签发之后，宋南的父母还跟踪过几次唐念，双方在小区门口发生争执。“他们说就想看看我几点回来，想在法庭上说明我加班晚，没有办法在工作日照顾孩子。

2022年5月13日，唐念向朝阳区人民法院申请到了人身安全保护令，从立案到签发仅用了六小时。受访者供图

疫情期间家庭暴力事件增加

2020年5月，第一轮全国性疫情过后，源众的创办人李莹为家暴受害者张巧琳申请到了人身安全保护令。

张巧琳长期遭受家暴，孩子几个月大的时候，她就想离婚，却一次次选择了隐忍，十多年过去，她已经有了典型的受暴妇女综合征，“习得性无助就让她更难摆脱暴力环境。”

2018年，张巧琳的女儿已经成年，正在上大学，她拽着母亲来向源众求助，源众的创办人李莹对接了母女俩。“她就觉得她没有办法接受父亲对母亲长期施暴，她坚决要求她母亲离婚，可是，她母亲不同意。”

李莹解释，家暴有周期性，不是在一个频次上天天施暴，期间也夹杂着温情，道歉和礼物是施暴后常有的表现，直到下一个周期来临。“所以会让她有幻想，觉得他有可能改，所以她当时就跟我说她还是想给他一些机会。”

在李莹的经验里，十多年的家暴行为已经形成一种权力控制的沟通模式，“通过施暴来达到目的，施暴最容易让对方臣服，从而获得控制别人的快感，所以他很难真正地去改。”

李莹充分理解张巧琳的心理，她对张巧琳说不想离婚没关系，但建议她收集好证据，“万一哪天过不下去，要跟他离婚的时候，你能够取得比较优势的位置。”

疫情暴发后，2020年的5月，李莹再次见到了张巧琳，“她说这次一定要离婚。”因为疫情居家期间，张巧琳一家三口共处一室，矛盾冲突增加，男方施暴的频次变多。

有一次施暴的原因，仅仅只是因为张巧琳多买了一罐可乐。

“因为男的有糖尿病，不能喝，她当时就想着给女儿喝，结果男的把她一脚踹在地上，摁住她，掐她的脖子，女儿一看真的要出人命了，赶紧报警。”张巧琳的女儿在慌乱中拍下了视频。

这一次，让张巧琳意识到如果不离婚，下一次可能就没命了，“她当时已经都要窒息了，都已经要休克了，对他的幻想彻底破灭。”

因为离婚诉讼周期漫长，在证据充分的基础上，李莹顺利帮助张巧琳申请到了人身安全保护令。“我们在法庭上看视频，都觉得很绝望，因为他是糖尿病患者，肺部还做过手术，在自己喘息都困难的情况下，不停喘着粗气咒骂和殴打我的当事人。”

源众的统计数据显示，疫情之后，咨询量增加了20%。

根据联合国妇女署的报告，由于隔离和社交距离等措施以及本来就存在的性别不平等状况，新冠疫情期间家庭暴力事件猛增。

湖北省监利县反家暴公益组织的统计数据也验证了这一点。据媒体报道，“蓝天下妇女儿童维权协会”统计发现，2020年2月其服务的家暴事件有175起，是1月的近两倍、2019年同期的三倍多。

疫情期间，隔离和封锁，意味着慢下来的时间，和家人“亲密无间”的相处，密集的时间空间、对病毒的恐慌、心理焦虑、经济压力等原因，都在挤压着蠢蠢欲动的“暴力”，一些原本就存在家暴风险的家庭，暴力会升级。

2021年，李莹（左一）为家暴受害人提供法律援助，双方正在签署代理协议。受访者供图

深圳家暴个案管理员张宁艳第一次见到的方宁，浑身是伤。

2020年2月，全国疫情最为紧张的时候，深圳市宝安区陆续出现数十例的确诊病例，社区加强了人员出入的管理，人们居家隔离。

2月17日晚上，方宁被丈夫陈利掐住脖子，按在床上实施家暴。结婚十多年来，方宁第一次拨出了报警电话发出求助。虽然是深夜，民警很快抵达，在民警的调解下，陈利反复认错，再三保证绝不再犯，方宁无奈选择了原谅。然而，漫长的夜晚刚刚开始，民警离开半小时后，陈利又开始施暴，殴打从凌晨一点半持续到早上八点。第二天上午，方宁以上班的名义逃出家门，向妇联求助。

“我刚见到她时，她全身都是淤青，两边的脸都肿着。”张宁艳回忆。2月18日中午，张宁艳接到了街道妇联的委托电话，她被指派为这起高危家暴案件的个案管理员，需要马上前往案发社区进行协助。她负责方宁案件的所有环节，包括陪伴、关爱、心理疏导，对接法院、律所、社区、街道等，帮助方宁疏通全部流程。

反家暴法实施六年来，法院、公安、妇联、街道、社区、公益组织等机构共同编织了一张日渐严密的社会支持网络，全社会的反家暴意识提升，不再把家暴理解为“家务事”，多方力量共同支持受暴妇女维护自身权益。

但2020年以来，新冠病毒反复肆虐，反家暴的社会支持网络被削弱。相关责任人和社会机构的资源向抗疫倾斜，一些线下工作难以开展，反家暴系统上的完整链条，触点和触点之间失去了紧密连接。

在这个特殊时期，司法机构和公益组织也推出了一些更为灵活的支持方式。

“妇女遭受家暴后，她第一时间就面临着出社区的问题，那时候的很多资源和行政权力都集中到社区基层了，所以我们尤其重视社区的作用。”深圳鹏星家庭暴力防护中心的干事刘西重说，疫情期间，深圳鹏星采用“个案管理员”方式，个案管理员起到陪伴、心理辅导和协助受害人与各个部门交涉的作用，“就像大管家一样”。

来自国内一线反家暴机构的专业人士编写了《疫情期间家暴防护实用手册》，提供了家暴基本知识、预防家暴、自救与求助资源等信息，手册主编刘西重。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