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某企业员工瞿女士的经历引发广泛关注。公司要求她通宵乘坐夕发朝至的硬座火车从上海赶往成都出差,次日9时准时打卡上班,而安排的酒店还在郊区,到办公室需一个多小时。瞿女士拒绝后,公司以旷工为由将其开除。
类似事件近期频频发生。重庆某企业为了逼走员工,将其踢出845个工作群、搬走电脑、停派工作。江苏某公司则要求应届生在“主动离职”和“去流水线打螺丝”之间二选一。
这些企业找不到合法合理的辞退理由,便通过不合理调岗、恶意增加工作量、踢出工作群、安排侮辱性出差等手段制造恶劣环境,迫使员工“主动”辞职,从而规避经济补偿。虽然多数案例中法院判决员工胜诉并要求企业赔偿,但此类现象仍屡禁不绝。
根源在于劳动者维权成本与企业违法成本之间的严重失衡。对劳动者而言,面临举证难、流程长等一系列挑战,即便完成一轮完整的维权流程后胜诉,也只是拿回本应属于自己的补偿金,还要扣除律师费、交通费、误工损失等。而对企业来说,大公司有法务团队,打官司根本不用操心;即便是小微企业,也比单个劳动者更能承受各方面综合成本。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为“2N”,即经济补偿标准的两倍。这笔钱比正常辞退员工所需赔偿的“N”或“N+1”高了不少。不过,这笔钱在企业账上多留了一到两年,为企业产生了额外价值。许多情况下企业原本就找不到合理的辞退理由,最终仍需赔偿“2N”。
如果劳动者因维权成本过高选择放弃,企业就能省下一笔钱;即使劳动者选择坚持到底,企业支付的也不过是“本应付的钱”。这几乎是稳赚不赔的“生意”。
为破解“软裁员”困局,保护劳动者权益,必须提高企业的违法成本。一些国家对违法解雇可判处惩罚性赔偿,或要求企业对劳动者额外赔偿精神损害费。部分国家对拒不执行的企业实控人、高管可处有期徒刑等刑事处罚。我国现行“2N”赔偿本质上仍属补偿性质,未来或可建立并强化相关惩罚制度。在上海、湖北等地,已在探索将违法解雇或不执行赔偿纳入企业信用记录。
同时,还应降低劳动者的维权成本。一些国家对劳动诉讼有专门的快速程序,解决纠纷的周期较普通诉讼快得多。我国亦有相关探索,未来或可深化推广,比如探索举证责任的合理转移或分担,让企业对管理行为的合理性承担更多说明义务,进一步降低劳动者的时间、金钱、精力消耗。
此外,还需进一步厘清规则模糊地带,压缩主观裁量空间。例如,“被踢出工作群”算不算不提供劳动条件?“不合理调岗”与“正常经营调整”如何区分?最高人民法院此前提出,将对基本达成共识的问题作出规定,对争议较大的问题将继续加强调研,通过发布典型案例等方式指导司法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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