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江西抚州“2岁幼童小航急诊送医遭漏诊、延误病情后死亡”一事，再次重回大众视野，并快速发酵。

8月3日，韩杰接受了@健闻咨询长达一个半小时的专访，详细还原了其个人时间线和视角下的事件演变过程。韩杰说，“我认可诊疗疏漏，但不承认严重不负责任。”

他理由有三：初诊时确实没检查孩子的腹股沟，但查房时已经补上了；自己打卡下班前，孩子并没有发生嵌顿；他的手机24小时开机，可紧急情况发生时，没有一个人通知他这位首诊医生。

法庭上，跟韩杰同一医院的外科医生说“不记得”参与过转诊决策，称“儿科并未发起正式会诊，会诊不成立，我不承担责任”。而参与转诊的医生助理A告诉韩杰，她曾告知家属“自己开车转诊要签自动出院告知书”，但家属没签，径直从外科楼走了。

《健闻咨询》：关于会诊，患方家属还提到了，你要求他们拿出5000元现金作为会诊费，给到这位罗主任。在医疗行业里，一些情景如飞刀，用现金支付专家费用，比较灰色但很常见。但这个案子里，令人疑惑的是，罗医生是儿科主任，还是值班医生，为什么要给他会诊费？

韩杰：没有这个情况，我没有向患者家属要5000块钱会诊费，我们医院根本就没有专家费用，根本就没有会诊费这一说法，更没有儿科专家这个项目。要会诊也只能是请外科医生参与会诊。

《健闻咨询》：你为什么做儿科医生？

韩杰：因为我小时候患过脊髓灰质炎，导致肢体残疾，我才会选择儿科，就想在儿科。虽然现在已经“无脊灰”这种病了，但是我还是想把儿科疾病看好。

我们基层医院也没什么大病可治，大病重病都是转诊到上级医院去。常见就是肺炎，急性胃肠炎。孩子们哭哭啼啼地来，经我的治疗后高高兴兴地回家，这就是我最愿意看到的事情。

《健闻咨询》：如果有机会还想继续做医生吗？

韩杰：不想了。没经历过的都是看热闹，只有经历过才知道是什么滋味。

据此前报道，在江西抚州的这起幼儿就医漏诊致死的医疗事故追责案件中，接诊医生因诊疗疏漏导致2岁患儿延误救治死亡，不仅医院承担巨额民事赔偿，涉事医生更是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成为医疗行业追责的典型案例，也引发业界关于医疗追责尺度、防御性医疗风险的广泛讨论。

据了解，事故发生在2024年2月17日凌晨3时许，江西抚州一名2岁多幼儿突发呕吐、腹胀等不适症状，家长紧急将其送至抚州健强第五医院急诊科就诊。当班医生韩某接诊后，仅对患儿采取了保守补液治疗，未进行全面排查与精准诊疗。

当日上午8时，韩某完成工作交班后正常下班，后续诊疗工作由接班医生接手，依旧延续保守治疗方案。在后续数小时内，患儿病情持续恶化，身体不适症状不断加重，但始终未得到有效干预。当日14时，见孩子情况危急，家属自行将患儿转送至江西省儿童医院抢救。遗憾的是，患儿在转院途中突发心脏骤停，送至上级医院后，经全力抢救无效不幸身亡。

事故发生后，相关部门启动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经专业鉴定认定，该病例属于一级甲等医疗事故。涉事的抚州健强第五医院存在病情漏诊、延误救治、未及时开展手术治疗等多项核心过错，对患儿死亡结果承担主要责任，责任比例高达85%。最终，医院依法赔偿患儿家属各项损失共计146万余元。

除医院民事赔偿外，首诊医生韩某为自身诊疗疏漏付出了沉重代价。据悉，韩某先后被处以行政处罚，同时因涉嫌医疗事故罪被启动刑事追责。该案经一审、二审法院审理，均认定其罪名成立，最终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普通民众大多对医疗纠纷触发刑事追责存在疑惑，为何常规医疗事故会升级为刑事案件？对此，专业律师解读称，医疗相关法律责任分为民事、行政、刑事三个层级，逐级从严。

其中，民事责任是最常见的处置方式，主要体现为医疗纠纷赔偿；行政责任则是对违规医护人员、医疗机构作出的行政处罚，本案中韩某即承担了对应行政责任；而刑事责任是医疗领域最严苛、最顶格的处罚，仅适用于情节极其严重的医疗事故，涉事医生需承担牢狱之灾。

律师补充表示，司法实践中对医疗追责严格遵循谦抑性原则，秉持审慎态度，绝大多数普通医疗瑕疵、轻微诊疗失误仅会触发民事或行政追责，只有诊疗过错极端严重、造成重大人身伤亡后果的，才会启动刑事追责程序。

该案的刑事判决落地后，也引发了医疗行业的争议与担忧，有业内观点认为，严苛的刑事追责或将催生大规模“防御性医疗”，反而不利于临床诊疗工作开展。

张强医生集团创始人张强对此分析称，本案判决具备双面性。若医生存在主观疏漏、刻意隐瞒病情或违规操作，最终造成患者死亡，针对性的刑事处罚能够有效惩戒违规行为、规范行业诊疗秩序，对医疗行业具有正向约束作用。

但如果医疗追责尺度模糊、依据不足，将诊疗风险责任片面归咎于一线普通医生，将会产生极大的负面行业影响。一方面，急诊科室医生或将因畏惧追责，出现推诿患者、不敢开展常规诊疗处置的情况；另一方面，急诊、儿科等高风险科室或将无人问津，大量年轻医生规避高风险岗位，造成相关科室人才流失、行业人才培养断层。

此外，过度严苛的追责环境，会倒逼医护人员采取“防御性医疗”模式，通过开具大量非必要检查、开展过度诊疗规避风险，不仅加重医患双方的诊疗负担，冗余的检查与治疗也未必对患者病情有益，甚至可能延误最佳诊疗时机，违背医疗救治的初衷。

目前，该案判决引发的行业讨论仍在持续，如何精准界定医疗过错责任、平衡医疗追责与行业发展、规避防御性医疗弊端，成为医疗行业与司法领域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