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要对“天价彩礼”进行治理。此后连续多年,这一议题始终被纳入中央农村工作的视野。它已经从家庭私事演变成关系国家治理、乡村振兴和社会稳定的公共议题。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调研团队在全国各地的调研数据显示,农村彩礼的平均数额已从2000年前后的1万至2万元,飙升至2021年的14万元左右。再加上在县城购房、购车、婚宴、三金、各类礼金等支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为儿子娶媳妇的实际支出普遍在60万至100万元。2024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3119元,这意味着一个农村家庭需要不吃不喝工作26到43年才能攒够给一个儿子结婚的钱。“结婚穷三代”,高额彩礼引发了连锁反应,老人被后代婚姻负担捆绑,年轻人的生育意愿被成本抑制。高额彩礼已成为涉及人口结构、城镇化路径、家庭伦理和基层治理的系统性社会问题。
彩礼古称“纳征”,是《礼记》所载婚姻“六礼”中的第四礼。在传统社会,它的核心功能是通过送聘礼的仪式宣告婚约正式确立,重“礼”轻“财”。聘礼多为布帛、雁、鹿等象征性物品,寓意吉祥。其数额受到宗族规范和社区舆论的严格约束。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农村彩礼依然处于可控范围。例如,在河南驻马店的回溯调查显示,2000年左右当地彩礼不过数千元,2008年前后也仅在1.8万元左右。
转折点出现在2010年前后。随着80后、90后进入婚龄,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开始引起关注。在河南、山东等省份一些传统婚俗浓厚且性别比失衡严重的地区,彩礼率先“起飞”。至2015年前后,这些地区的彩礼普遍突破10万元。2015年以后,高额彩礼不再局限于特定区域,开始向全国农村蔓延。即便在湖北、四川、湖南等传统低彩礼地区,也开始普遍重视彩礼,数额快速上涨。索要彩礼越来越成为城乡通行的新民俗,从一个地方性、仪式性的文化符号异化为全民性的经济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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