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陆铭建议减少不必要的加班。他认为普遍过度的加班文化侵蚀着职工健康,降低消费活力,抑制生育意愿,导致社会整体幸福感停滞甚至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5年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高达48.6小时,按照一天8小时计算,相当于每周工作超过6天。有些互联网大厂甚至将晚上10点下班写进劳动合同。
持续的高强度、重复性劳动耗尽员工的精力与创造力,导致企业内耗较大,难以涌现突破性创新,也使企业形成对“人海战术”与“工时堆积”的路径依赖。当通过延长工时就能轻易获取利润或完成目标时,企业缺乏动力去投资技术、流程优化和员工技能培训。
陆铭指出,“隐形加班”泛滥,工作与生活边界模糊,导致员工深度疲惫。工作通过数字工具无休止侵入员工私人时间,使得个体长期处于“在线待命”的紧张状态,生活品质严重下降。且加班补偿机制严重缺失,加剧劳动不公。数据显示近60%劳动者在免费加班,仅26.5%能获得加班费。
为破解加班陷阱,陆铭认为这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方联动、多措并举。他建议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关于工时、累计加班工时、加班工资的规定,强化监察力度,提高违法成本,建立便捷、保密的劳动者举报通道;完善举证与仲裁机制,解决劳动者举证难的问题。此外,在法律或司法解释中明确界定“变相强制加班”的具体情形,使监管有更清晰的执法依据。
企业方面,陆铭认为需加快数字化转型,通过技术赋能减少不必要的耗时与人工作业负担;引导企业引入先进管理方法,以成果产出而非工时长短作为核心考核依据。
多位全国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关注“离线休息权”保障。全国政协委员吕国泉连续三年关注“隐形加班”问题,从2024年提出“离线休息权”到2025年建议“制定周均工作时长”,今年继续推动相关立法。他指出,现行法律对“工作时间”的界定仍停留在“物理考勤”层面,导致“离线休息权”缺失,且各地对“隐形加班”的执法尺度不一,大量案件难以认定。吕国泉建议在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中增设规制条款,统一量化“实质性劳动”“明显占用时间”等标准,明确法定工时外劳动者有权拒绝非紧急的工作联络与任务,用人单位不得以此对劳动者进行惩罚。同时,应进一步明确线上工作、居家办公等新形态下的加班认定规则,让“隐形加班”不再隐形,从源头上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益。
全国政协委员周世虹在相关会议期间指出,不同群体退休人员的养老待遇存在差距,并提出了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农民群体养老金标准的建议。他建议2030之前能够将农民的养老金标准提高到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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