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公考编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一批未能“上岸”的年轻人,转而将目光投向看似“稳定”的社区社工岗位。从身份定位上,大多数社区工作者既不属于公务员,也不纳入事业编制,在现行行政体系中往往被视作财政供养的“第三类人群”。作为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他们的工作贯穿居民日常的方方面面。然而,“超载”的工作背后,却是偏低的薪酬与有限的晋升空间,不少投身于此的年轻人很快发现,摆在他们面前的,将是一道“去或留”的现实难题。
文|苏立何新月
“水涨船高”的社工考试
方晴的桌子上放着一个笔记本,记录每天的工作日常:处理“接诉即办”案件、通知居民参加活动、写材料、填报表、整理台账……一直到下午5点半之后,社区居民陆续归家,入户走访工作可能才刚开始。真正离开办公室,通常是晚上8点以后。一天时间总是被切分得琐碎,因此需要格外详细的规划。
方晴是一名社区工作者,与我们印象中“闲人马大姐”的形象不一样,她是一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成为一名社区社工,是方晴此前从未设想过的道路。2021年,22岁的方晴从某211高校毕业,连续两年考研失利后,于2023年开始正式求职。她很快发现,机会并不像想象中多。

《独自生活的人们》剧照
方晴学的是英语翻译。参照往年情况,作为一所顶尖211高校的毕业生,就业机会理应不少。但疫情后就业门槛水涨船高,英语翻译岗的要求已经变成研究生起步且必须具备专业八级证书,方晴在学历硬门槛上就被“拒之门外”。唯一一次获得面试机会的某私营小企业,在热情聊了一个半小时后也没了回音。方晴也试过考公考编,但英语相关岗位少之又少,最接近“上岸”的一次,在面试时被刷了下来。那段时间,方晴常陷入自我怀疑,“我是不是真的很差?”
有一天,方晴父亲去社区办退休手续,看到一则本区的社工招聘公告。与服务特定群体的“专业社工”不同,“社区社工”指在社区党组织、居委会和服务站中,专职从事社区管理与服务的工作人员。招聘公告不限专业和院校,只要求40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和本市城镇户口。考试通过后与街道(乡镇)签订服务协议。父亲建议她试试。
疫情期间,社区工作者作为基层防控的重要力量,高频地出现在公共话语场,让不少人第一次了解到这一群体。2020年6月发布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指出,中国共计有400万名社区工作者奋战在65万个城乡社区的防控一线,平均每个社区有6个社区工作者,每名社区工作者面对350名群众。尽管在社交媒体上,这一职业常与“低薪、劳累”等词挂钩,但接连受挫后,当时的方晴只想要一份工作,“至少证明自己还没有差到不被社会需要”。

《她的日与夜》剧照
方晴以笔试前三进入面试。在面试现场,她看到,大部分应聘者多在30多岁,以本科学历为主。本刊采访的数位社区工作者,除了方晴这样的应届生,还有来自互联网大厂、外企、教培等行业的转型者,他们大都在经历过职业动荡期,又考公考编失败后,在35岁左右的年龄关口,将“社区社工”作为退路。“虽然社区社工没有编制,但合同到期一般都会续签。基本可以做到退休。”北京市另一位朝阳区社区工作者申甜告诉本刊,“稳定”,是这份工作最吸引她的地方。
申甜2016年进入教培行业,三年后因机构业务调整被裁,“那时教培机构遍地都是,被裁了再找呗。”她回忆,离职后的第二天,就去新公司上班了,月薪还是一万多。然而2021年双减政策落地,申甜再次被裁后浏览招聘网站,已经今时不同往日,“基本没有工作机会了”。
像方晴一样,申甜也曾尝试考公考编,但均未进过面试。失业的一年多里,她只能自费缴社保,压力大到“整晚失眠”,甚至到了要去医院看精神科的程度。“别说挣多少钱了,有个地儿能给我交社保就行。”抱着这样的心态,申甜将目光转向了社区工作。

《玫瑰的故事》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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