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日,环球时报发表文章《国际社会警惕日本军国主义“还魂”》,请专家解读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后如何进一步扩军备武,加速推动日本列岛向“战争化列岛”转型。对于这一危险态势,国际舆论对日本军国主义“还魂”的担忧正在加剧,警戒的呼声日益高涨。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江永表示,随着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及相关法律调整,日本自卫队在职能结构、决策地位、军事规模、武器装备等方面已完全偏离原有的“自卫”原则。刘江永分析说,在国内部署、舆论引导、产业转型等多个层面,日本的“战争准备”正全面铺开。从国内部署来看,日本重点在琉球群岛部署进攻性导弹基地,将靠近中国的岛屿打造成针对中国沿海经济命脉的“前沿阵地”。此外,日本在本土扩建F-35战机基地与弹药库,部分项目甚至绕过地方政府直接推进,引发冲绳等地区民众抗议。日本还将部分防卫费用投入“安全韧性”建设,比如研发“万能型血浆”,制定细化至“战俘处理”的战时法律,改造民用港口为“军民两用”,修建具备核战争防护能力的掩体,推动日本列岛向“战争化列岛”转型。

刘江永认为,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正通过舆论引导和产业转型巩固扩军基础。在舆论层面,日本长期借钓鱼岛问题在国内进行“洗脑式”宣传,导致日本民众对中国认知偏差持续扩大,进而为扩军备战、“琉球军事部署”等争取民意支持。在产业层面,战后日本无独立军工体系,武器零件多由民企通过防卫省保密采购生产,如今日本推动这些企业向“军工主导型”转型,甚至已实现F-35战机零部件向美国返销,反映出其军工产业规模快速扩张。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常思纯表示,除了自身由守转攻外,日本也在推进与美国的军事一体化,谋求将行动范围从本土及周边拓展至“全球常态化部署”。从日美军事一体化来看,日本自卫队今年成立统合作战司令部,推进构建日美联合指挥体系;同时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推动对美返销武器装备,并为美军战机舰艇提供维护与修理,强化双方在防卫设备开发、生产、维护方面的合作。在行动范围扩大方面,日本先后与澳大利亚、英国、菲律宾签署《互惠准入协定》,强化“日美+”小多边军事协作。日本自卫队频繁参与有关国家双、多边联合军演,派出军力规模持续增长。
11月24日,日本熊本市举行大规模市民集会,与会者公开表达对日本政府军事扩张计划的强烈反对,抗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期发表的涉台错误言论。日本熊本县和平委员会会长松本泰尚直言,高市所谓的“存亡危机事态”发言本身无异于一份宣战声明。他透露,自己生活在军事设施周边,明显感受到相关军事活动的规模、时长和频率不断升级,“战争阴影已经逐渐笼罩普通民众的生活”。
高市早苗是日本保守派代表人物之一,也是坚定的“修宪派”。据刘江永介绍,日本“修宪派”的核心诉求集中在三方面:修改天皇制相关条款,试图将天皇从“国家象征”转变为“国家元首”以恢复其部分实权;降低“修宪”门槛,将国会通过条件从需2/3多数改为过半数即可;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在此问题上,自民党内不同派别主张存在差异:有的主张废除“不得拥有海陆空三军”的限制,将“自卫队”升格为“自卫军”,赋予其合法军队身份,并在宪法中明确写入“可行使集体自卫权”,为日本海外用兵提供法理依据;而有的主张将“自卫队”改为“国防军”,名义上强调“自卫”属性,对是否会联合美军作战并不明确界定。
刘江永表示,日本国内的修宪动向非常值得警惕。尽管目前修宪在国会席位、党内共识、民众支持等方面仍存在障碍,但在政治右倾化背景下,修宪风险正持续累积。日本右翼势力的言行已呈现出“军国主义思想复古”倾向,若未来“修宪派”达成目标,明确自卫队“军队”属性与集体自卫权合法性,日本将在军国主义“还魂”道路上迈出更危险的一步。
在松本泰尚看来,当前日本的军事动向与历史修正主义思潮密切相关。他指出,日本谈论历史经常从太平洋战争末期、1945年日本战败前后开始,相当于把二战后80年视为日本的“受害史”。然而,从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到1945年日本战败,这大约50年的历史在日本很少被提及。这段历史包括从甲午战争开始,到日俄战争,再到大日本帝国的侵略扩张——这才是完整的历史脉络。如果只把战后80年视作日本“受害史”,对日本给别国造成的伤害只字不提,国民怎能明白战争为何会发生?
松本泰尚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日本右翼势力长期通过修改相关法律为发动战争“铺路”,在民众不知不觉中逐渐模糊“自卫队”与“军队”的界限,最终只会让日本陷入危险境地。
韩国韩中城市友好协会会长权起植表示,如果日本修改宪法,它将不再是“和平宪法”,而是“反和平宪法”。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日本开始走上“军事大国化”道路,这恐将引发军备竞赛,对韩国和中国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加重两国军费负担,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导致东亚地区局势动荡。对此,中韩都应尽力阻止。
马来西亚-中国友好协会研究员、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前副所长张彼得表示,在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看来,日本近些年的安保政策转向不仅仅是日本内政的调整,更将影响整个地区的安全架构。“和平宪法”在地区内发挥着“信心建设”作用——它让曾遭受战争创伤的邻国相信,日本的力量将被规范于经济和外交领域。动摇“和平宪法”将彻底改变这种信任。日本恐将以“强权即公理”范式取代“东盟方式”,这一后果对各方来说都无法承受。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的政策顾问鲍韶山表示,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但纵观欧亚大陆,历史正以令人不安的熟悉姿态重演。“新法西斯主义”思潮正在欧洲和亚洲逐步披上“爱国主义”“国家安全”“自卫行动”等外衣,这种意识形态洗白的过程正是这场复苏浪潮的危险所在。其中,日本的政治轨迹对亚洲的影响尤为突出——战时日本军国主义对这片土地造成的伤口仍未愈合。
鲍韶山认为,日本重新阐释历史意味着重新定义当下的道德边界,而一旦对侵略历史的记忆被淡化,阻止战争再度发生的约束力也将减弱。西方世界有时把日本右翼势力扩张视为对华制衡,这种认知短视且危险。它忽视了亚洲各国对此转变的切身体验——从朝鲜半岛到东南亚,日本加速右转并非是地缘政治平衡,而是对那段曾摧毁大半个亚洲的历史枷锁的移除。
在美国学者、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马奥尼看来,倘若日本执意与“台独”势力推进所谓“集体安全”,那反倒将制造出一场日本声称要避免的“存亡危机”。如果日本追求的真的是它声称要维护的所谓“集体安全”,就更应该恪守国际准则,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历史事实已获得国际法律文件确定以及国际社会广泛共识,日本无权干涉中国内政。日本必须正确认识历史,更应当立足于亚洲构建真正的集体安全,而非充当美国战略的“基地”。
印尼—中国伙伴关系研究中心主任维罗妮卡表示,日本政策的变动必将影响到地区乃至全球安全。希望日本能够继续遵守“和平宪法”,坚持“专守防卫”原则。也希望日本能深刻汲取历史教训,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做更多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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