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暴的本质是控制 从精神压制到暴力升级！在一段亲密关系中，同居男友许某某对女友刘某甲进行了长期的精神控制和暴力行为。从言语威胁到刀伤，再到分手后的纠缠和再次威胁，这是一条典型的家暴升级路径。当许某某预感到即将彻底失去对刘某甲的控制时，他选择了暴力升级——用水果刀捅刺刘某甲的胸部。法院认定这是故意杀人罪的未遂，而非伤害罪。本案揭示了家暴的本质是“控制”，当施暴者预感到失去控制时，可能会走向更极端的暴力。同时，也刻画了受暴人延迟控告的心理过程，印证了国际公约对家暴受害人行为模式的认识。

许某某与刘某甲是同居的男女朋友。从外人的角度看，他们有一段关系。但从法律的角度看，他们构成了实质上的家庭成员。在这个关系内部，权力结构从一开始就不对等。许某某对刘某甲进行着持续的精神控制和暴力。这不是一两次的冲突，而是一种系统的压制模式。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许某某曾多次向刘某甲发送生命威胁的短信。这些短信让刘某甲处于持续的恐惧状态中——永远不知道他的下一步会是什么。这就是家暴中的“控制”。

2023年5月9日中午，许某某与刘某甲在刘某甲经营的养生馆发生了争执。这一次的冲突涉及到了感情问题。争执中，许某某扬言要杀死刘某甲，并拿起水果刀朝刘某甲的左胸部捅刺了一下。这个选择——胸部，而非手臂或腿部——说明了他的意图。刀口深刻入肉，刘某甲被切割出了轻伤一级的伤口。但许某某没有停止，他还想继续伤害自己。关键时刻，刘某甲的妹妹刘某乙看到了这一切，立即冲上前来，抱住许某某，夺下了他手中的水果刀。

刘某甲被送往医院治疗。从医学角度，她活了下来。但心理上呢？没有人知道她在病床上经历了什么样的恐惧和创伤。事后，许某某支付了刘某甲住院期间的全部医疗费用，并取得了她的谅解。他们和解后分手，各自回归生活。

然而，对许某某来说，失去刘某甲是不可接受的。同年8月，许某某再次出现在刘某甲经营的养生馆，看到一个男子在店内。这对许某某来说是一个信号——刘某甲的生活中出现了新的人，她在继续她的生活，离他远去。许某某扬言要让刘某甲“不好过”。这种威胁让刘某甲心生恐惧，最终决定就此前被许某某捅刺一事报警。

这里有一个看似矛盾的地方需要理解：为什么刘某甲在被捅刺、被送入医院、收到死亡威胁的时候没有报案，反而在事后两个多月后，因为一次言语威胁才报警？这需要理解家暴受害人的心理模式。当许某某在现场表现出悔意和道歉的时候，刘某甲曾经对他抱有希望——也许他会改变。人们在面对曾经的伴侣时，往往会保留情感的余地。她可能在想：也许我应该再给他一次机会。也许这一次他真的认识到了错误。这就是家暴中常见的“和解-再虐待”的循环。但许某某没有改变，他只是在调整策略。当他发现刘某甲有了新的生活方向、自己即将永远失去对她的控制时，他用新的威胁来试图重新获得控制。正是这一次新的威胁，打破了刘某甲对“改变”的幻想，让她最终选择了报警。

案件进入司法程序，法院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许某某的行为是伤害罪还是故意杀人罪？法院分析了行凶的工具、手段、部位。一把水果刀，针对胸部的致命位置——这些都指向了对生命的威胁。在一般的家暴中，施暴者的动机和目的大多是“控制”受害人，而非“摧毁”受害人。但在当施暴者认为将彻底失去对受害人的控制时，动机可能会发生质的改变——从控制转向消灭。在本案中，许某某曾经多次发送死亡威胁短信，表明他对刘某甲有过反复的、固化的杀害念头。案发时，他认为将完全失去对刘某甲的控制——她要离开他，生活中出现了其他的男人，一切都表明她在远离他。在这种认知下，许某某做出了选择：既然无法继续控制她，那就“永远控制”她——通过杀害。更能反映其杀人故意的细节是：许某某在行凶后试图当众自杀。这不是伤害人之后的理性逃脱，而是一种“同归于尽”的念头。这进一步印证了他的杀人故意。

许某某的刀刺在了刘某甲的胸部，造成了轻伤一级。但他没有成功杀害她，因为刘某甲的妹妹及时制止了。这是一个“意志以外的原因”——许某某的犯罪行为已经着手实行，杀害的故意已经明确，但由于外部干预，他没有得逞。法律将这种情况定性为犯罪未遂——已经为了犯罪而着手实行行为，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

法院最终的判决基于以下几个要素：许某某当庭认罪认罚，案发后他支付了医疗费用并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综合这些因素，法院决定对许某某减轻处罚，在故意杀人罪的量刑中判处许某某有期徒刑六年。

本案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法律问题：刘某甲延迟控告是否影响她陈述的可信度？法院明确指出：受暴人延迟控告的行为符合家暴中受暴人的行为模式。这意味着，延迟控告不是撒谎的表现，而是在长期暴力和压迫下形成的正常心理反应。许多家暴受害人会经历这样的过程：最初隐忍——期待改变——再次受伤——最终决裂。刘某甲的行为正好符合这个模式。因此，法院对刘某甲延迟控告后的陈述予以采信，未因延迟控告而影响对该陈述可信度的判断。

本案的处理完全符合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及其一般性建议的要求。公约指出：“暴力行为的女性受害人未及时向当局报告暴力行为的情况很常见”。本案体现了以受害人为中心、消除性别刻板印象的现代司法理念，与联合国相关公约的要求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