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pfel”在德语中有三层意思：地理范畴中的“山峰”、抽象意义上的“顶峰”或“高峰”，以及政治概念中的“峰会”。峰会往往意味着亟待解决的问题和危机多。国际上问题错综复杂，5月刚上任的德国总理默茨不得不频繁参加各种峰会，因此被国内舆论称为“外交总理”。

德国严重依赖出口，加上自身结构性问题，国内各种峰会层出不穷。去年10月份在法兰克福举行的“数字峰会”探讨了德国和欧洲如何赶上国际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的先进潮流。上月9日，柏林总理府举办“汽车峰会”，讨论汽车行业及其供应链面临的困境。几乎同时，荷兰政府对中国闻泰科技全资控股的安世半导体公司进行干预，导致全球供应链几近中断，让德国车企雪上加霜。

一个月后，德国总理府又迎来另一场“钢铁峰会”。默茨亲自主持会议，聚集了政府、企业、工会和多个联邦州的高级代表，讨论钢铁行业所面临的困境及未来发展路径。默茨强调德国钢铁业正面临高能源价、绿色环保、美国关税和国际竞争等威胁生存的危机，提出加强贸易保护，推动本土市场优先使用欧洲和德产钢材。这场峰会被视为德国政府与产业界共同寻求强化本土钢铁产业竞争力的关键政治信号。

在这种背景下，德国政府宣布建立每年两次的“对华依赖评估”机制。这一决定并非心血来潮，而是早有铺垫。两年前，联盟党议会党团曾提交过一份动议，建议成立委员会审查德中经济关系。该动议建议委员会由19名成员组成，以审查能源和原材料进口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重点研究价值链，评估依赖性和脆弱性，并调查中国投资者在德国关键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情况。该动议最后被移交给议会的经济委员会作进一步审议。

去年4月10日，经济委员会专门就此进行了深入讨论。受邀与会的专家一致认为，德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并不像通常被认为或宣传的那样严重。比尔勒费尔德大学和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贸易政策负责人欣兹表示，德国对华贸易仅占对外贸易的约9%。梅卡托中国研究所负责人胡塔里指出，在没有战略依赖的领域，大部分经济关系仍可顺利进行。即便绿党提名的专家鲁利格也认为与中国的贸易“在很大程度上无碍”，但强调必须在关键问题上划清界限。德国工业联合会国际市场部负责人施特拉克支持“去风险化”方法，但反对强制企业加入透明度系统。贝塔斯曼基金会亚太与中国高级专家荣布卢特表示，中国也在推行去风险化战略。德国工商大会亚太事务部中国负责人凯尼格呼吁关注德国本土营商环境，减少官僚程序以保持竞争力。

由此可见，尽管政客和媒体一再危言耸听中国的“危险性”，学者和企业代表的看法依然认为德中贸易利大于弊。默茨政府这次决定成立委员会，显然与本国工业龙头企业下行趋势不减以及国内外局势的不安定有关。近年来，中美关系持续紧张，俄乌战争引发的能源危机尚未平息，全球供应链风险层出不穷。德国作为欧洲最大经济体，既面临来自美国的战略压力，也要平衡自身经济对中国市场的高度依赖。

随着对华贸易评估机制的确定，柏林的政经路线发生了根本性转折。过去，德国以市场效率作为经济治理的最高准则；如今，这个准则正被保护主义的“风险识别”和“安全意识”取代。从表面上看，德国政府回应了产业界对供应链脆弱性的担忧，实质上显示柏林对西方把控全球化已失去信心。德国试图以此缓解自身的地缘安全焦虑，重新界定与中国乃至全球化的关系。这不是简单的政策修正，而是一场关于安全、信任与未来合作的思维重构。

默茨多次表示，过去的自由贸易政策已无法应对当前全球紧张的地缘政治环境，必须以国家利益和经济安全为导向，强化贸易保护和产业安全。德国为了应对眼下的危局，不惜采取自己以往一直嗤之以鼻的措施：对内靠补贴加强企业竞争力，对外筑起保护主义藩篱。一句话，德国正在慢慢告别“全球化”，转向保护主义。

德国主流叙事中的“疑华、防华、反华”现象也有其内外成因。外部原因包括俄乌战争和中美竞争。内部原因则涉及德国社会各阶层的影响，特别是“白左”对德国社会的深远影响。他们的初心或许不错，但宗教般的使命感和执拗劲将“政治正确”摆上了道德神坛。欧美媒体是“白左”的大本营，他们将“批评地审视权力和世界”视为己任，因此媒体上布满负面报道，对不符合自己道德标准的人与事揪住不放。

德国的政治精英和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排斥主要是意识形态的，而企业和专家一般都不反对与中国合作共赢。政客和媒体无需承担倒闭的风险，因此张口就来，不计后果。普通百姓履行公民义务选举，但最终结果却无人知晓。如果政府工作不错，政客们就说是自己能力出众；反之，则说那是选民的选择。

了解这些特点，或许更容易理解和洞悉德国遇事时的处理方式以及他们“疑华、防华和反华”的底层逻辑。从欧洲历史视角看，每当环境动荡、外部风险上升，德国的应对模式便是构建新制度来恢复秩序。今日的“去风险化”其实是这一传统的延续。德国期待欧洲拥有战略自主，却离不开美国的安全框架；希望减少对华风险，却不得不保持合作。归根结底，去风险化的核心在于“理性”，提醒人们全球化需要精心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