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大学商学院特聘副研究员伍湘陵与华东师范大学两岸交流与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仇长根在《中国评论》月刊发表文章，探讨了特朗普与拜登对台战略的延续与变化。台湾问题作为中美关系中的核心敏感问题，长期以来影响着两岸三地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局势。特朗普与拜登在对台政策上既有延续性，也存在显著差异。研究发现，两届政府在战略目标上高度一致，都将台湾视为制衡中国大陆的重要工具，但在政策工具、实施方式和风险偏好上存在明显不同。特朗普政府更多采用突破性、交易性手段，而拜登政府则倾向于制度化、多边化路径。这些政策变化不仅重塑了台海局势，也对中美关系、地区稳定和国际秩序产生了深远影响。

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对台政策在“一个中国”政策框架下时有微调，但近年来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美国对台政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特朗普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举措，突破传统框架。而在特朗普两个任期之间的拜登政府，虽然在政策表述上有所调整，但总体上延续了对华强硬路线，并在某些方面进一步突破了政策底线。特朗普和拜登政府的对台政策有何异同？政策变化的深层逻辑是什么？政策调整对台海局势、中美关系及地区稳定产生了哪些影响？

特朗普第一次上台时正值中美关系发生深刻变化的关键时期。中国经济实力快速增长改变了中美实力对比，美国对华接触政策被认为已经失败，“竞争”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基调。特朗普政府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和“修正主义国家”，这一定位为其对台政策调整提供了战略依据。此外，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理念对其对台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将台湾视为与中国进行战略博弈的“筹码”。这种工具性的政策取向使得特朗普对台政策具有明显的交易性特征。

特朗普第一任期对台政策的主要措施包括军售政策的重大调整，提供大量防御性和攻击性武器；法律框架的重大变化，通过《台湾旅行法》等法案强化对台支持；以及系统化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和活动。特朗普政府对台政策具有实用主义导向，突破性举措频出，不确定性显著增加。

拜登执政期间既延续了对华强硬的基本立场，又修正了一些极端做法。拜登政府强调多边主义，重视与盟友协调，试图通过构建对华制衡联盟来增强对台支持的效果。拜登政府表现出明显的制度化倾向，注重建立规范化的政策框架，确保政策的连续性和可预测性。此外，拜登政府将对华竞争定义为价值观和制度的竞争，在这一框架下，台湾被视为“民主价值观”的代表。

拜登政府的主要政策措施包括延续大规模对台军售，但更加注重“小额多频”的模式；实现军援政策的历史性突破，首次向台湾提供军援；通过多边机制加强外交支持；深化经济合作，特别是在半导体、新能源等关键技术领域。拜登政府的政策特点包括制度化倾向明显、多边协调突出、战略清晰化趋势。

两届政府在战略目标层面都将台湾作为制衡中国崛起的重要工具，但在具体的优先级排序上有所不同。特朗普更多地将台湾问题与经贸利益相联系，而拜登则更多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待台湾问题。在政策工具运用上，特朗普倾向于“大额集中”的军售模式，而拜登更倾向于“小额多频”的模式，并引入军援这一新的政策工具。在政策风格上，特朗普表现出个人化特征，而拜登则更多依靠制度化的决策机制。

美国对台政策的变化对台海局势、中美关系、地区稳定和国际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台海局势方面，加剧了两岸政治对立，鼓励台湾当局的“倚美谋独”倾向。在军事平衡方面，大规模军售改变了台海地区的军事平衡。在社会心理方面，台湾民众对美“好感度”上升，对大陆的“好感度”下降。在中美关系方面，台湾问题的影响扩展到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严重冲击了中美合作机制。在地区稳定方面，美国加强了与盟友在台海问题上的协调，传统的东亚安全体系面临挑战。在全球治理方面，台湾问题成为争议焦点，影响了多边主义的有效性。

对于特朗普再次执政的可能性，其对台战略可能会进一步加大对台军售和军事合作，利用多边机制服务于大国竞争战略。特朗普可能在台湾问题上与中国大陆做某种交易，以换取在其他领域的合作。相较于拜登，特朗普的现实主义和商人思维可能为中国大陆提供更多打击和遏制“台独”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