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第一任期对台政策的主要措施包括军售政策的重大调整,提供大量防御性和攻击性武器;法律框架的重大变化,通过《台湾旅行法》等法案强化对台支持;以及系统化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和活动。特朗普政府对台政策具有实用主义导向,突破性举措频出,不确定性显著增加。
拜登执政期间既延续了对华强硬的基本立场,又修正了一些极端做法。拜登政府强调多边主义,重视与盟友协调,试图通过构建对华制衡联盟来增强对台支持的效果。拜登政府表现出明显的制度化倾向,注重建立规范化的政策框架,确保政策的连续性和可预测性。此外,拜登政府将对华竞争定义为价值观和制度的竞争,在这一框架下,台湾被视为“民主价值观”的代表。
拜登政府的主要政策措施包括延续大规模对台军售,但更加注重“小额多频”的模式;实现军援政策的历史性突破,首次向台湾提供军援;通过多边机制加强外交支持;深化经济合作,特别是在半导体、新能源等关键技术领域。拜登政府的政策特点包括制度化倾向明显、多边协调突出、战略清晰化趋势。
两届政府在战略目标层面都将台湾作为制衡中国崛起的重要工具,但在具体的优先级排序上有所不同。特朗普更多地将台湾问题与经贸利益相联系,而拜登则更多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待台湾问题。在政策工具运用上,特朗普倾向于“大额集中”的军售模式,而拜登更倾向于“小额多频”的模式,并引入军援这一新的政策工具。在政策风格上,特朗普表现出个人化特征,而拜登则更多依靠制度化的决策机制。
美国对台政策的变化对台海局势、中美关系、地区稳定和国际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台海局势方面,加剧了两岸政治对立,鼓励台湾当局的“倚美谋独”倾向。在军事平衡方面,大规模军售改变了台海地区的军事平衡。在社会心理方面,台湾民众对美“好感度”上升,对大陆的“好感度”下降。在中美关系方面,台湾问题的影响扩展到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严重冲击了中美合作机制。在地区稳定方面,美国加强了与盟友在台海问题上的协调,传统的东亚安全体系面临挑战。在全球治理方面,台湾问题成为争议焦点,影响了多边主义的有效性。
对于特朗普再次执政的可能性,其对台战略可能会进一步加大对台军售和军事合作,利用多边机制服务于大国竞争战略。特朗普可能在台湾问题上与中国大陆做某种交易,以换取在其他领域的合作。相较于拜登,特朗普的现实主义和商人思维可能为中国大陆提供更多打击和遏制“台独”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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