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以冲突两周年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介入为加沙局势带来转机。10月6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与以色列在埃及红海海滨城市沙姆沙伊赫就特朗普提出的“20点和平计划”进行谈判。各方针对人质交换、占领军撤离和停火机制等关键问题展开磋商，采取间接谈判的方式。埃及作为东道主和斡旋方，先与哈马斯代表团会谈，再与以色列代表团会谈，之后将两边会谈结果提交给美国特使。

尽管谈判重启，双方在许多关键点上仍存在分歧。哈马斯有条件地接受了释放以色列人质的框架，但对解除武装、组织角色及加沙治理等核心条款持保留态度；以色列虽支持整体原则，但在安全边界、士兵撤离和过渡安排等细节上尚未公开表态。

特朗普9月底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晤后，白宫公布了上述和平计划，呼吁立即停火、释放人质，并在加沙设立美军主导的人道走廊和粮食分发中心。该方案强调以色列撤出加沙、重建国际托管机制，并通过美国斡旋推动巴勒斯坦未来建国进程。内塔尼亚胡表示接受，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也表示欢迎。多个阿拉伯及伊斯兰国家迅速响应，英国、法国、意大利以及欧盟领导人也表达了对该计划的支持。

这场历时两年的战争深刻改变了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格局。在特朗普提出和平计划之前，加沙的人道主义危机引发了广泛关注。无休止的空袭、炮火和封锁导致医疗体系瘫痪，粮食、水电匮乏，大规模人口流离失所，学校关闭，失学儿童增加。根据哈马斯控制的巴勒斯坦卫生部发布的数据，自2023年10月以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6.7万人死亡，近17万人受伤。加沙的基础设施几近瘫痪，住宅区大面积被摧毁，学校、清真寺和难民营成为打击目标。国际救援委员会报告称，加沙超过90%的房屋遭到破坏或摧毁，近190万巴勒斯坦人失去了永久安全的住所。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估算，加沙约九成居民在战争期间被迫迁移。

当地医疗体系全面崩塌，大量医院在轰炸中受损或被迫关闭，幸存的医疗机构面临药品短缺与医务人员流失。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显示，截至今年9月底，加沙地带原有的36所医院中，仅有19所维持部分运营，许多只能提供基本的紧急护理。饮用水与卫生设施也难以维持，超过85%的水与卫生基础设施遭到摧毁或损坏。燃料短缺使得水处理、淡化和排水设施难以运作。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指出，加沙89%的水与卫生相关设施已遭到损坏。

燃料短缺源于战争爆发后以色列实施的全面封锁措施。2023年10月9日，在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后，以方宣布对加沙的“全面封锁”，切断所有电力供应，禁止燃料、食品和水进入。随后的两年间，这一封锁措施加剧了人道危机。进入加沙的援助货车量大幅减少，实际到达与分发也受到阻碍。长期的电力与燃料禁运导致加沙水厂与污水处理厂大规模停摆，食物储存和医疗救援能力严重受限。水与食物安全成为加沙人民日常生存的核心危机。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9月发布的报告称，96%的加沙家庭经历了水不安全。缺乏清洁水和卫生服务导致疾病激增，尤其是腹泻和其他感染病例急剧增加。近几个月来，饥荒成为新问题。近东救济工程处调查显示，加沙地带的总体营养不良发生率约为11.9%，其中加沙城的营养不良率已达27.9%，且近三分之一为儿童。加沙卫生部数据显示，该地区因营养不良死亡的总人数达到455人，包括151名儿童。

哈马斯在这场战争中遭受重创。以色列的集中打击造成哈马斯大量人员损失，其武装网络、隧道体系和部分指挥链条均遭遇重创。根据以色列官员估算，打击行动已造成2万多名哈马斯武装人员被击毙。尽管如此，分析普遍认为哈马斯尚未被彻底消灭，转向更为分散、地下化的生存与行动方式。哈马斯放弃直接对抗，将大多数战斗人员疏散到以色列控制之外的地区，以限制伤亡、保存能力。哈马斯的战斗方式也逐步转为游击战，战斗次数和爆炸性事件有所下降。

哈马斯还面临内外困境。随着死亡与破坏不断增加，加沙民众对哈马斯的态度变得复杂。一方面，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强化了部分居民将哈马斯视为“抵抗象征”的认知；另一方面，持续的高额伤亡和人道危机削弱了其作为统治者的正当性。哈马斯的外部支持主要来自伊朗、卡塔尔、土耳其等国家与组织，但在战争持续两年后，这些外部援助面临瓶颈。区域调停者如卡塔尔、埃及在谈判中日益强调“政治解决”，对哈马斯的无条件支持有所收缩。黎巴嫩真主党、伊朗等哈马斯的长期支持者也在以色列的连续空袭与定点打击中被大幅削弱，跨境支援能力明显下降。

这使得哈马斯不得不审视特朗普的提案，以在外交空间上展现某种灵活性，防止被彻底边缘化。哈马斯在回应中并未提及解除武装，仅是强调愿意“按照特朗普提议中的交换机制”释放所有以军俘虏，并表示“愿通过调解方立即展开谈判，讨论交换细节”。同时，哈马斯提出，若有巴勒斯坦各派共识及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支持，愿将加沙的治理权移交给一个由独立技术官僚组成的临时机构。这表明，哈马斯对美国方案的接受是有限的，核心争议仍未解决。

两年的加沙战争中，以方普遍认为其军事行动取得了显著成效。以军宣称，通过持续空袭、定点打击以及地面行动，削弱了哈马斯的武装力量、破坏了其地下隧道网络，并暂时遏制了跨境火箭袭击的威胁。然而，这些军事“成功”的背后是沉重的代价。长期的战事消耗了大量财政资源，社会基础设施面临压力，民众生活受到冲击，经济增长放缓。以色列政府批准额外拨款用于支持加沙战争及相关军事行动，增加了预算赤字。新的军事投入显示出，以色列并不打算立刻结束针对加沙的战争，即便后者已对其经济造成显著冲击。根据以色列中央银行的报告，2023年最后一个季度，受私人消费、出口和商业投资下滑影响，以色列GDP年化增长率暴跌21%。尽管2024年初经济出现一定复苏迹象，但全年经济增长率仅为0.7%。

持续的军事投入和经济压力考验着以色列的财政和社会承受力，也在政治层面引发连锁反应。内塔尼亚胡政府面临越来越多争议，国内政治格局出现微妙变化。政府内部各派系的权力博弈加剧，反对党和部分联盟议员对战争政策提出批评。公众对战争成本、伤亡以及生活压力的关注日益增加，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受到明显影响。反对派斥责内塔尼亚胡将加沙战争作为自身政治工具，转移公众对其腐败丑闻的关注。在以色列各地近期的示威中，抗议者高举标语批评政府利用战争制造“民族紧张”，掩盖政治腐败和政策失误。

以色列国内对战争的支持度也在下降。根据以色列民主研究所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多数以色列人认为是时候结束加沙战争了。越来越多以色列人走上街头反对战争。例如今年8月17日，数以万计的民众参与了全国范围的罢工和示威。抗议者举着人质照片，高喊“让他们都带回家、停止战争”等口号，人质家属和一些前官员亦参与其中。

可以说，内塔尼亚胡对于特朗普新和平计划的回应既是被动妥协的结果，也是一种策略性的利用。在强大外部压力与国内不满情绪的双重夹击下，他选择有限度地接受美国的方案，以此在国际舆论上展示“务实姿态”，并将责任部分转移给哈马斯和调停方。不过，他在关键条款上仍持模糊态度，与极右翼盟友之间的内部博弈使他得以在不彻底丧失政治与军事主动权的前提下，为自己争取更多政治喘息的空间。

过去两年，国际社会对哈以冲突的态度经历了明显变化。战争初期，多数大国保持谨慎观望，呼吁双方克制，但避免直接介入军事或政治对抗。随着冲突持续、人道危机加剧，许多国家逐步对巴勒斯坦表达支持，并开始关注战争罪与人道主义问题。欧洲国家立场变化最显著，爱尔兰、西班牙与挪威最早表示对巴勒斯坦的支持。2024年5月，这三国正式承认巴勒斯坦是独立国家，并呼吁其他国家效仿。包括英国与法国在内的欧洲大国，在战争初期的立场相对中立，但随着人道危机加剧，开始在推动中东和平进程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苏纳克先后表示，支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强调两国方案的重要性。法国还呼吁以色列停止对加沙的军事行动，保护平民生命安全。

近来加沙饥荒的爆发成为欧洲国家态度转变的关键因素。许多评论人士指出，谴责“饥荒”不仅具有强烈的道德感召力，且政治成本相对较低。在9月26日的联合国大会上，多个西方国家陆续宣布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包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葡萄牙、法国、摩纳哥、比利时、卢森堡等。至此，联合国193个会员国中已有超过150个国家承认巴勒斯坦国，而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中只剩美国未承认巴勒斯坦国。

仅仅过了三天，特朗普便抛出针对加沙的“20点和平计划”。该方案强调“没人会被迫离开加沙”，主张立即停火，以军暂时撤退，并以人质交换释放囚犯为前提。战后安排上，哈马斯被排除在治理之外，其军事设施将被摧毁，成员若解除武装可获赦免或离境。加沙的重建与治理交由一个由巴勒斯坦人与国际专家组成的非政治委员会，在“和平理事会”监督下运作，并由国际稳定部队维持秩序。美方称，待加沙重建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改革到位后，将推动巴勒斯坦民族自决与建国。

埃及、约旦、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发表联合声明，欢迎美国提出的和平方案，并表示“相信特朗普有能力找到和平之道”。作为长期调停者，卡塔尔与埃及一直在以哈之间斡旋，致力于推动加沙问题的政治解决，并将该方案转达给哈马斯。埃及外交部长透露，埃及正与卡塔尔和土耳其协调，积极劝说哈马斯接受这一方案，并强调解除武装是实现停火、避免以色列持续采取军事行动的必要前提。

从表面看，这份新的和平计划比过去两年内的任何提议都更可能促成停火，因为它不仅获得了中东多国的支持，也得到了内塔尼亚胡的初步认可。不过，该方案更像是一份概览性的计划而非具体可行的和平路线图，其实际执行效果仍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哈马斯即便在外交上表现出有限让步，其拒绝彻底解除武装的态度仍将成为谈判的最大障碍。这意味着停火或交换协议相对容易达成，但真正的权力重构、治理与安全安排将成为长期博弈的核心。

在“两国方案”遭到现实挤压的格局下，它依然预示着巴勒斯坦问题将进入新的阶段。假如该方案能得到部分执行，中期趋势或转向“技术官僚治理+国际监督+阶段性自治”的模式，而非传统意义上的主权国家构建。这种技术自治加外部监控的混合模式意味着巴勒斯坦未来极可能成为一个“非主权自治体”——哈马斯被排除、治理结构弱化、关键安全控制仍在以色列或国际力量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