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中国人要重新认识日本。
战后八十年,日本社会对战争责任的记忆结构与制度语言再次引发争议。
首相石破茂表态有意发布新的“谈话”,桥下彻则主张应正视“国内责任”而非仅以对外道歉为限。
这一表态打破了“安倍谈话”所确立的封闭性终点,重启了战后历史与现代日本政治责任之间的连接点。
事实上,中国长期以来秉持“两分法”原则处理对日关系,即将战争发动者与普通日本人民区分开来。
这种区分曾在冷战格局下提供一定的伦理缓冲与外交灵活性。
然而,随着日本右翼势力通过媒体、教育、安全政策等机制持续构建“制度化对华敌意”,这一传统框架正在失效。今日之日本,敌意已不再是政策主张,而是一种制度语言和社会情绪的自我循环。
为此,亟须提出一种“新两分法”来识别当前日本社会结构内部的角色差异。
一方面,是构建敌意的“结构性发动者”,包括自民党右翼、保守媒体、右翼智库与部分高校舆论中枢;
另一方面,是在社会结构中被动接受这些叙事、情绪反射性增强的“社会性接受者”。
前者以“中国威胁”“台湾有事”“价值观同盟”等话术,将技术性战略议题包装成情绪性话语,使“对华敌意”在社会层面常识化;
后者则多为对政治失望、对制度疏离的普通民众,特别是平成世代。
平成世代的政治冷感,正是日本社会深层断层的体现。
这一代人未曾经历经济高速增长,却长期承受就业不稳定、薪资停滞、房价高企与社会阶层固化等结构性压力。
政治未能提供希望,反而让无力感与排斥感成为默认情绪。他们弃权、冷漠,或转而支持如参政党般主打排外与核武器言论的极端政党。这种政治化并非源于政策理性,而是对现实失望的防御性反应。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0周年纪念日前夕,日本学者松野诚也向广东省档案馆捐赠一批日军入侵华南罪证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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