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生孩子是家事也是国事 国家首次财政支持生育！从国家层面对生育的财政支持还是第一次。2025年7月2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明确从2025年1月1日起，无论一孩、二孩、三孩，每年均可领取3600元补贴，直至年满3周岁。对于2025年1月1日前出生、不满3周岁的婴幼儿，也可以按月数折算领取相应补贴。

也就是说，2022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婴幼儿都可以领取育儿补贴。领取方式为婴幼儿的父母一方或其他监护人按规定向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申领，主要通过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线上申请，也可以线下申请。

7月30日下午，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副主任郭燕红表示，“育儿补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大范围、普惠式、直接性向群众发放的民生保障现金补贴”。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认为，这表明生孩子不仅是家事，也是国事。

国家卫健委副主任郭燕红在发布会上解释，每孩每年3600元的标准是结合中国当前发展阶段、居民的养育成本和政府财力状况等多种因素，并参考国际上育儿补贴的相关情况确定的。财政部社会保障司司长郭阳表示，中央财政将设立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项目“育儿补贴补助资金”，今年初步安排预算900亿元左右。

人口学者、育娲人口智库执行长黄文政认为，3600元的标准主要是由当前财政出资能力决定的，目前处于项目的初期阶段，投入资金不会太多。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教授、《人口研究》副主编宋健认为，虽然经济支持措施包括税收减免、医保覆盖、住房支持等，但直接发放现金是最直接和有效的手段。

此前地方补贴的范围多限于二孩和三孩，全国方案中则纳入了一孩，且统一标准，而非按孩次递增。在宋健看来，相比地方补贴，国家方案意味着补贴政策的重心正从“促多生”转向“稳首胎”。

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王海东在发布会上表示，本次育儿补贴主要通过全国统一的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线上申领，因特殊原因无法通过线上申领的群众，可到婴幼儿户籍地乡镇、街道办理。黄文政认为，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无需过分担心会对灵活就业人员、非户籍常住人口等特殊人群造成程序性壁垒，以及出现冒领等问题。但他也指出，现有信息管理系统存在“家庭”这一单位的空缺，建议建立一个“家庭号系统”，更有利于各项政策实施。

相对于全国补贴，各地生育补贴开始得更早。攀枝花是全国首个发放生育补贴的城市，2021年6月12日，攀枝花市出台《关于促进人力资源聚集的十六条政策措施》，对按政策生育第二个及以上孩子的攀枝花户籍家庭，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3岁。攀枝花市统计局数据显示，到2024年末，市常住人口122.3万人，比上年度增加0.5万人，增量居全省第3位，连续四年实现正增长。

据企业预警通不完全统计，截至2025年6月10日，从省、市、县区，到村镇，中国约有95个地区实行了标准、形式不一的生育补贴激励政策。例如，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自2025年3月1日开始，一孩补贴1万元一次性发放；二孩5万元分5年发放、每年1万元直至5周岁；三孩10万元分10年发放，每年1万元直至10周岁。

在近百地已有补贴的地区中，湖北省天门市不仅给予一次性生育奖励与育儿补贴，还叠加购房奖励。生育二孩最高奖补287188元，生育三孩最高奖补355988元。2024年，天门市出生人口7217人，同比增长17%，同期全国的增幅为5.8%。

香港特区政府官网写道，于2023年10月25日起出生的婴儿，政府会向其父母发放2万元奖励，为期三年。递交申请时，其父母一方需为香港永久性居民。从全球其他国家来看，通过财政资金进行生育补贴亦是常态。日本法务省公布的介绍册显示，加入健康保险和国民健康保险的居民，分娩时将可以领取50万日元补贴金（约合人民币2.43万元）。

郭燕红在发布会上介绍，对于发放国家基础标准补贴所需资金，中央财政按照一定比例对地方予以补助，中央总体承担约90%。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公开表示，补贴资金可能主要来自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也有可能会从政府其他预算收入里调入部分资金，用于支持一般公共预算。根据财政部数据，2025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13万亿元，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45万亿元，占比17%。

罗志恒介绍，还可以加大国资上缴财政的力度，将这部分钱专项投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用于发放育儿补贴、提高城乡居民养老金补贴标准等。按照中央承担90%的比例，中央财政出资900亿元左右，地方财政将承担100亿元左右。根据2024年中央财政决算，当年度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万亿元，支出结余3001.1亿元，育儿补贴支出压力较小。

对中央财政来说，一般是对东中西部地区按照不同比例进行补助。例如，2025年7月，民政部、财政部下发《关于实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的通知》。补贴资金总体按照9:1原则实行央地共担。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中央承担比例分别为85%、90%、95%。各省份根据中央财政资金分配情况按比例安排配套资金，省以下补贴资金分担办法由省级财政确定。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部分地区财政资金紧张，还需注意补贴资金如何落实。2023年9月，云南施甸县卫生健康局在回复生育补贴咨询时写道，因县级财政困难，未能按时拨付补贴资金，待县级财政筹措资金到位后，通过“一卡通”平台及时发放到社会保障卡。

郭燕红在发布会上表示，地方与中央补贴政策的衔接主要有三方面原则。对于之前没有育儿补贴政策，或补贴范围较小、补贴标准低于国家的，按国家补贴的范围和基础标准统一实施；对于之前已实施的育儿补贴政策，地方要制定具体的政策衔接方案，地方此前补贴标准高于国家基础标准的，按规定做好评估和备案工作后，可以继续执行；育儿补贴政策要至少在地市级层面进行统筹，避免政策碎片化。

黄文政认为，生育补贴的发放不能仅靠地方政府去推动。“鼓励生育的投入与收益产出比无法在本地形成闭环，只能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他补充道，在当前地方财政紧张的情况下，要求它们额外支出资金以鼓励生育，确实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相比之下，中央则拥有丰富的政策工具箱。

除了发放生育补贴，许多家庭希望延长产假。根据育娲人口研究智库发布的《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4版》，全国家庭0-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53.8万元，0岁至大学本科毕业的养育成本平均为约68万元。黄文政表示，目前，养育孩子的经济成本和职业机会的损失，是由家庭和个人独自承担的。生孩子的好处，是社会整体分享的。只有当政府的补贴力度足以补偿家庭在职场上因生育孩子造成的经济损失时，人们才会对生育产生足够的动力。

黄文政认为，相比“育儿补贴”，“养育金”这个词更贴切。“这种区别不仅体现在名称上，更反映在实质内容上。养育金，应被视为涉及经济制度的一个基础性概念，其发放规模应更大，资金来源则应依托长期国债或信用扩张，作为国家的一项长期投资，实行独立的滚动核算机制。”

在宋健看来，生育补贴的发放看似突然，但在国家层面，对生育支持政策的构建是一个体系化、有组织的推进过程。从2021年开始，以中央决定调整三孩生育政策为标志，就不断地在构建和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包括逐步推进学前教育免费，实行普惠性的托育服务，个人所得税的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各种育儿假、产假、亲子假的落地等。

6月16日，国家卫健委、教育部等七部门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7月25日，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了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有关举措。

黄文政从重塑“人的价值”这一层面，来理解国家育儿补贴制度与提升生育率的根本目的。“如果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反倒越来越觉得结婚和生育变得奢侈，那发展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而非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