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4日，上海警方通报破获一起互联网企业高管受贿案，抓获7名嫌疑人，涉案金额超过4000万元。据媒体报道，涉案人员为饿了么前CEO韩鎏（花名昊宸），其于2023年7月起伙同他人利用物流配送业务管理权收受供应商贿赂。

调查显示，韩鎏等人通过宴请收受财物，并将赃款分散藏匿。2025年6月，饿了么内部调查发现其涉嫌职务犯罪后主动报案，警方随后在浙江等地实施抓捕。公开资料显示，韩鎏2011年毕业于天津大学物流工程与供应链管理专业，2019年加入阿里巴巴；2022年开始担任蜂鸟即配(饿了么物流)总裁，2024年3月被任命为饿了么CEO。

从2023年7月开始，韩某等三人开始利用管理物流配送业务以及确定供应商准入、清退、考评、补贴发放等职权，为供应商谋取不正当利益。警方发现向韩某行贿或被其索贿的供应商情况各异。有些供应商因考核不达标希望通过行贿保留资格；有些则期望通过贿赂获取更多业务关照。韩某等人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将业务资源向行贿者倾斜，提供超出平台运营规则的便利，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利益输送链条。

从警方披露的信息来看，韩鎏负责即时物流板块的运营体系，其下属团队掌握着供应商的准入与淘汰权、城市派单资源分配权、配送补贴发放权及考核指标设定权。这些权力本应属于平台运营规则或制度设定范畴，但实际表现却高度集中于个人手中，缺乏交叉制衡。这给了心怀不轨的供应商可乘之机，只要揣着现金上门“给好处”，就能保住资格甚至获得更多“关照”。由于内部失察，整个腐败过程持续近两年，直到2025年初饿了么才“内部调查发现线索并移交公安”。

这次事件反映出饿了么内部反舞弊系统的触发机制存在严重延迟，高管职位的“绝对权力”依然是ESG治理中被忽略的一块灰区。查看饿了么官网，目前仅公示出商家入驻指南，而关于供应商筛选、平台内部分配权使用等信息未公开，这意味着平台可能缺乏透明的合规准入体系，最终给了腐败以可乘之机。

尽管阿里巴巴近几年在ESG工作上领先同行，但此次事件仍然暴露了问题。据阿里巴巴2025年ESG报告披露，集团高度重视反贪腐工作，董事会合规及风险委员会负责监督反贪腐。在细项上，设立了独立举报渠道，每财年都会为高风险岗位员工提供培训。然而，这次事件给这份ESG报告蒙羞。

内部高管贪腐丑闻削弱员工对公司“廉洁文化”的认同，可能导致士气低落与人才流失。更重要的是，供应商体系遭污染，商家将对饿了么平台的公平性与诚信度产生质疑，不仅影响已入驻商家持续运营的信心，还为后续招商埋下隐患。

供应链既是ESG的披露对象，也是ESG治理能力的落脚点。越是看不见的地方，越应该用制度“照亮”。互联网企业因其商业模式的创新性和多样性、数字技术的专业性和前沿性、平台经济的商业性和公共性，面临的廉洁风险更加突出。中国政法大学特约研究员赵占领指出：“互联网扁平的管理模式能够为企业带来强大的创新能力与效率，但其漏洞在于普通员工获得的权力较大，导致贪腐机会增多。其中的难点在于企业如何在兼顾效率的同时避免腐败的产生。”

此外，数字平台的流量资源、虚拟券、补贴名额具备匿名性和高流转性，中基层员工通过“暗标价”“甩补贴”等方式获取巨额非法收益，传统监管模式难以察觉。例如此案中的韩鎏受贿手法就极为隐蔽。根据警方通报，韩鎏通过堂弟、配偶等亲属在境外设立的账户收受供应商贿赂，包括房产、现金等多种形式。这种通过亲属账户进行的“间接受贿”，使得资金流向更加复杂，难以被企业内部审计和外部监管及时发现。

在评论企业贪腐等管理问题时，“坏苹果理论”和“坏桶理论”经常被提出。“坏苹果理论”认为白领阶层犯罪作出的道德败坏或违法的行为都是为了个人私利，并将罪责归咎于冷漠鲁莽道德败坏的领导者、高管。而坏桶理论则将罪责归咎于企业环境。如果文化、制度激发的是员工内心的阴暗面，比如自私、贪婪、竞争，那么将人人自危，欺诈之风更将盛行。

互联网大厂频现贪腐背后，个体因素固然存在，但组织结构与文化对腐败行为具备放大或抑制作用是客观存在的，并且需要重视。赵占领认为，治理腐败的关键在于预防和打击。公司自身尽可能完善内部监督机制，一个典型的解决方案是权力分离，但要做到什么程度，需要企业自己找到效率和反腐之间的平衡点。事后打击反腐，以至于形成震慑效应非常关键，其中包括对员工开展反腐教育和培训。

还需将ESG合规目标与绩效挂钩，设立廉洁KPI与举报奖励基金，激励员工内部监督。如此一来，监督权率先实现“分权”，企业内部反腐氛围也就容易建立。否则，当权者的侥幸心理终会占据上风。

饿了么贪腐案给中国互联网平台企业敲响了警钟，ESG的“G”不是写进董事会就完事，而要落实在运营风险最容易出问题的场景。企业必须真正建立“治理责任闭环”——发现问题、报告问题、处理问题、披露问题。否则，反舞弊永远只是危机公关的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