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在经济复苏与主权让渡之间面临权衡。如果伊朗接受美国的要求,如暂停核计划、调整地区政策,可能换取制裁解除,石油出口从当前约100万桶/日增至250万桶/日,外汇储备短期内回升。然而,这需要以长期主权让步为代价,比如允许国际核查员常驻核设施或放弃对叙利亚、也门代理人武装的支持。
此外,美国可能通过投资协议绑定伊朗经济,类似1979年巴列维王朝时期的模式,导致伊朗经济命脉受制于美国资本,削弱其自主发展能力。
在国内政治方面,保守派与改革派的博弈加剧。强硬派如伊斯兰革命卫队可能以“背叛革命原则”为由发起抗议,甚至触发政变风险。改革派如总统莱希若推动妥协,可能失去基层支持,重演2009年“绿色运动”式政治危机。“反美主义”是伊朗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支柱,妥协可能动摇“抵抗经济”的意识形态基础,加剧民众对政权合法性的质疑。
中东地缘格局也可能因伊朗的妥协而发生变化。真主党、胡塞组织可能因失去伊朗支持而陷入困境,削弱伊朗在黎巴嫩、也门的代理人网络。沙特、以色列可能会借机扩大影响力,加速推进《亚伯拉罕协议》框架下的军事合作,甚至直接介入也门冲突。伊朗倒向美国还可能削弱中俄在中东的制衡力量,例如俄罗斯减少对伊朗S-300防空系统的供应,中国重新评估中伊“25年全面合作协议”的优先级。
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也将受到冲击。伊朗妥协可能引发其他核门槛国家如沙特、土耳其重新评估核政策,加速中东核扩散。美国“双重标准”将进一步暴露,削弱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公信力。美伊双边妥协可能架空全面协议(JCPOA)的多边框架,使协议沦为美伊讨价还价的筹码,而非约束核扩散的国际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