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税、胁迫、退群、断供……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推出的一系列“美国优先”政策被美国媒体惊叹为正在“颠覆”二战后美国奉行的“自由国际主义”外交原则。然而，纵观美国战后外交史，特朗普政府的这些动作都能找到类似的先例。本届美国政府与历届政府相比，所作所为只是表达方式不同，并无本质上的差异。“美国优先”的霸权性质始终是美国外交的真实底色，特朗普政府只是更加直白。

特朗普政府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并要求对美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的参与情况进行“评估”。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思表示，美国“将不再容忍不平衡的盟友关系”，不能假设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会永远持续。这些做法与美国历史上的孤立主义一脉相承。特朗普多次强调“美国特有的地理优势”，称大洋屏障能让美国免受欧洲冲突的影响。芝加哥大学国际关系学副教授保罗·波斯特认为，这种言论体现出“纯粹的19世纪思维”。

“关税大棒”更是贸易保护主义的体现。特朗普就职当天宣布成立负责征收关税的“对外税务局”，随后宣布对所有美国进口钢铁和铝征收25%的关税，对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的商品加征关税，还要求相关部门确定与每个外国贸易伙伴的“对等关税”。特朗普在会见日本、印度等国领导人时，以美国“处于不利贸易地位”为由向对方施压，逼迫其作出让步。布鲁金斯学会刊文指出，特朗普政府的保护主义理念和挑衅性关税政策“反映出根植于19世纪的重商主义世界观”。

在巴以冲突问题上，特朗普宣称要“清空加沙”“接管加沙”，以停止援助为要挟，逼迫埃及和约旦接收巴勒斯坦人；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特朗普以暂停对乌援助甚至公开质疑乌总统泽连斯基合法性相威胁，逼迫乌方签署矿产协议。这些行为具有历史上显著的帝国主义色彩。

尽管美国媒体频频使用“天翻地覆”、“显著改变”、“完全逆转”等词汇来形容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华尔街日报》也说特朗普政府显著改变了战后数十年来美国外交政策的方向，从根本上重塑美国与世界的关系。但知名国际政治学者约瑟夫·奈在其著作中写道，看看二战后所有美国总统的表现便能明了，这些行为并非前所未有。

例如，里根政府曾表示要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理由是随着该组织成员数量增加，美国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被稀释”，该组织已不再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奥巴马政府也曾以支持巴勒斯坦成为该组织成员为由，削减对该组织的经费支持。这些做法的本质是对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合则用，不合则弃。特朗普与他们并无二致。

特朗普政府对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方式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尼克松政府为从越南战争抽身，瞒着南越政权同北越进行秘密谈判。为让南越接受相关协议，美国承诺提供大量援助，但最终沦为空头支票。南越领导人阮文绍的话令人玩味：“成为美国的敌人很容易，但要成为朋友却很难。”

特朗普政府也不是首个想要占据格陵兰岛的美国政府。1946年，杜鲁门政府看中格陵兰岛的地缘战略价值，向丹麦提出换取格陵兰岛，但遭到拒绝。美国政府在争夺战略矿产资源时的不择手段也早有体现，刚果(金)是受害者之一。美国曾担心丰富的矿产资源会落入苏联之手，策划推翻卢蒙巴的秘密行动。美国历史学家斯蒂芬·韦斯曼指出，矿产资源是美国干涉该国的最主要动机。

在经贸问题上奉行保护主义政策、在巴以冲突等问题上长期持不公正立场，更是美国历届政府的常规操作。英国《卫报》评论，哪怕在那些更有绅士派头的总统执政期间，美国也长期保持着违反国际法、羞辱国际机构以及凭借其超级大国地位采取单边主义行径的记录。

“美国优先”并非特朗普政府的发明创造，而是贯穿于美国外交史的真实底色，体现的是唯我独尊的霸权思维。希尔斯代尔学院军事史项目主任马克·莫耶表示，如果抛开言辞而只关注政策内容，特朗普政府与往届政府区别并不大。日本前外交官宫家邦彦在《日本时报》网站发表文章说，无论谁是美国总统，美国的外交政策始终遵循“美国优先”，从未出现“美国第二”的情况。

一些国际政治分析师指出，二战后，在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或美国一家独大的单极体系中，“美国优先”主要体现在争夺霸权和维护霸权的实际行动中，而不是在言语上反复宣扬。当下，特朗普政府之所以更为赤裸裸地宣扬和实施“美国优先”政策，主要是因为美国实力衰落以及焦虑上升，以此孤注一掷。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袁征认为，“美国优先”之所以成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理念，与美国综合国力日趋下降、美国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的焦虑感普遍上升密切相关。宫家邦彦也表示，每当美国处于困境时，“美国优先”的真实面目便更加充分地暴露出来。

美国国际政治学者罗伯特·卡根表示，在北美殖民地时期，从欧洲来到这片大陆的殖民者在获取土地和财富的过程中展现出贪婪利己的个人主义，这成为美国此后不断对外扩张的动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缉思认为，基于极端利己主义价值观的美式民主制度为其单边主义、霸权行径提供“认可和授权”。例如，美国经常凭借国内法律实施长臂管辖和国际制裁，甚至发动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