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刺激消费一直是经济政策的重点,每年都被称为“消费促进年”。从国家到地方,各种举措层出不穷,包括发放消费券、举办购物节以及打造网红城市等。甚至还有签证便利化措施,吸引外国人来华消费。在经济形势严峻的情况下,通过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被历史证明是一条有效途径。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大规模基建建设和家电下乡政策成功带动了经济增长。
然而,当前的效果并不理想。2024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5%,远低于疫情前8%-9%的增速,也低于同期现价GDP增长率(4.2%)。尽管政策频出,消费对经济的拉动效果却一直不明显。主要原因是这些措施只是改变了消费结构,并未真正提升居民的整体消费能力。
核心问题是居民消费的资金来源。2008年我国居民杠杆率仅为18%左右,如今已超过63%。城镇化率和居民杠杆率都达到了历史新高,居民的流动性已被住房彻底锁死,难以再增加消费。
财经作家吴晓波的一席话引发了热议:中国储蓄总额高达145万亿元,平均每人约有10万元存款,储蓄率为43.4%。如果能降低储蓄率10%,拿出14.5万亿用于消费,内需将大幅增长。但评论区反应强烈,许多人表示没有钱花。这反映出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金字塔顶尖的人群掌握着更多财富,而普通人则面临收入预期不乐观和负债过高的困境。
富人的消费需求已基本饱和,穷人的消费则处于透支状态。因此,内需不足并非缺乏消费场景或商品质量不高,而是居民负债过高导致真实消费能力下降。政策层面千方百计营造消费升级条件,但消费者却因负担沉重只能选择消费降级。这种矛盾使得消费任务难以实现。
自2022年以来,人们的消费习惯逐渐转向省钱和性价比。例如,风靡小红书的山姆穷鬼套餐、低价汉堡王、喜茶等。年轻人更倾向于修理而非更换物品,手机使用时间延长至三四年。这些行为体现了当下消费习惯的变化,具有惯性且难以逆转。
解决消费问题不仅需要短期刺激,还需长期保障。关键在于让老百姓的钱包真正鼓起来。例如,下调存量房贷利率、补贴购置家电、家具、汽车等消费品,以及拉股市增加财产性收入都是有效政策。根本上,发展消费仍需依靠产业发展、扩大就业和优化分配。
《提振消费方案》中提到的一些措施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落实八小时工作制和双休、增加城乡居民保障等,旨在解决收入问题。唯有让老百姓有钱敢花、安心消费,这场消费升级的硬仗才能真正打响。市井繁荣需要千万个普通人手中有余钱、心中有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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