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善于极限施压、声东击西，将交易的艺术运用得炉火纯青。这次卷土重来，虽然尚未正式上任，但他的风格已经显现。例如，在对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加税问题上，他挥舞着关税大棒，对两国耀武扬威，实际上针对的是非法移民、犯罪和毒品问题。通过这种极限施压，让墨、加两国加强对边境和毒品问题的管理。如果这些问题得到解决，加税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在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见面的前一天，特朗普与墨西哥总统克劳迪娅·辛鲍姆就打击非法移民和毒品问题进行了沟通，并单方面宣布“阻止非法移民入境墨西哥的举措取得了胜利”。特鲁多一方面表示从加拿大越境到美国的移民数量只是墨西哥的一小部分，另一方面也向特朗普表示会做好防范，“软硬兼施”。面对加拿大的谄媚、墨西哥的冷漠以及拜登的警告，特朗普政府依然固执己见，油盐不进。

事实上，特朗普已经迎来了他“真正的MAGA时代”（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让美国再次伟大”）。在他的第一任期，MAGA势力受到共和党内部建制派、民主党自由派和传统现实主义政客们的牵制，但在2.0时代，MAGA力量占据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生态位。共和党为特朗普赢下两院，为其加冕“超级总统”的皇冠，新内阁由移民强硬派和忠诚于特朗普的政治素人组成，预示着他在未来移民问题上的巨大决定权和执行能力。

特朗普在首次国情咨文演讲中概述了移民改革的四大支柱：为“梦想者”提供入籍途径、增加用于维护边境安全的拨款、结束多元化签证抽签和限制家庭类移民。在第一任期中，特朗普实施了“零容忍”政策，导致大量儿童与家人分离。《大西洋月刊》担忧道：“如果家庭分离政策的设计者再次掌权，他们很可能会寻求恢复这种政策”。

现在，噩梦似乎提前上演。11月10日，特朗普宣布前ICE代理局长汤姆·霍曼将在新政府中担任“边境沙皇”，负责边境事务。霍曼是坚定的右翼保守派，支持“非法移民威胁论”和边境安全，其激进的边境管理理念和大规模移民驱逐宣誓让特朗普对其寄予厚望。

然而，如此极端强硬的边境政策真的能让“美国再次伟大”吗？城市政策研究者们认为，移民政策很大程度上就是城市政策，特朗普的移民政策一旦实施，将给美国城市带来巨大损失。自1965年《移民和国籍法》通过以来，美国人口中出生在海外的比例在过去五十年里一直在上升。如今，美国人口中几乎有1/7的人出生在海外，而在1970年这一比例还不到1/20。在美国主要城市地区，移民占人口的比例更大。外国出生的个人占美国主要城市居民的21%，占城市县居民的22%。

移民是疫情后推进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尤其是过去三年移民群体对美国人口的贡献超过了自然增长的人口。在地区层面，移民抵消甚至逆转了美国国内移民外流和自然死亡的负面影响。此外，移民也是美国城市技能基础和人力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在圣地亚哥，拥有学士或研究生学位的外来移民占所有拥有这些资格的圣地亚哥人的整整27%。

尽管特朗普声称这是为了保护美国国内的蓝领工人重新获得他们应有的地位，但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们认为这有些一厢情愿。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忽视了实施移民计划所需的高昂成本和复杂的后勤组织工作，未能完成自己的驱逐目标。此外，无证移民每年为美国缴纳967亿税款，移民对美国人口和城市问题具有重要价值。一旦使用关税手段强迫周边国家响应移民驱逐计划，每个美国家庭的生活成本将增加2700美元以上。

特朗普在移民领域的大驱逐计划，从经济角度来看，似乎与他的MAGA理念背道而驰。民粹主义和身份政治的叙事则能提供一种过得去的解释。特朗普抓住底层白人男性工人的怨恨心理和社会地位被剥夺感，让他们无视事实利益计算，将重振经济与驱逐移民建立起习得性的惯性认知，尽管这种认知是错误的。

特朗普草率挥舞的关税大棒将在国际层面对美国的邻国关系造成破坏。《美墨加贸易协定》规定了北美地区原产国商品的免税交易，并提供了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但特朗普威胁的加税行为并不属于“基本安全”框定的范畴，涉及复杂的法律问题。对加拿大出口产品征收25%的关税可能会给加拿大出口商带来巨大打击，而征收报复性关税则增加了进口美国商品的加拿大企业陷入困境的风险。墨西哥同样面临类似的问题，关税将大幅增加最终产品的成本，特别是对得克萨斯州这样的关键地区。

美国此举将不断把自己推向一个腹背受敌的地缘经济环境中，未能理性衡量与各贸易伙伴间的信任和预期，在孤立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路上一意孤行。面对未来可能更加激进的关税政策，加拿大和墨西哥极有可能采取对等的反制措施。特朗普还未正式上任就到处树敌，看似为了MAGA，实则是在以美国经济的未来换取支持者的欢呼。

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忽略他的性格特征在这届执政时期被极度放大的风险，为此，要提前做好相关的危机管理，防止战略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