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都在面临各自的挑战和转型的关键时刻。美国有自己的问题和转型的难点，马斯克的变革旨在解决这些问题。经济议题是特朗普最大的挑战。

在拜登的四年任期中，美国实际GDP增长了11.4%，名义GDP增长了33.8%，三大股指屡创新高。尽管拜登在经济总量上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民众的实际感受并不佳，民主党在对抗滞胀方面失败了。这是二十年来相对正常的一次选举，身份、族裔、性别、极化等议题失去了色彩，经济成为最关键的问题。民主党不仅失去了摇摆州，还失去了基本盘。黑人和拉丁裔对民主党的支持有所减少，女性对哈里斯的支持率也比四年前对拜登要低。

拜登虽然在经济总量上取得了成功，但因通胀问题失去了民心。这也是特朗普2.0和其他支持MMT政策的政府首脑们需要面对的棘手现实。滞胀是拜登和特朗普都逃不出的情景。特朗普在第一任期未能连任，拜登接棒后也未能连任，特朗普再次接棒后还要继续面对更加根深蒂固的滞胀。特朗普如何避免对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依赖，扭转局面，留给美国下一代更小或更可持续的政府杠杆率，是他的重要挑战。

简单通过提高关税来减少赤字难以实现。拜登没有取消特朗普加征的关税，“小院高墙”越盖越大，2024财年赤字同比再度增长8.1%至1.8万亿美元，却依然没有看到走出滞胀的有效方案。特朗普的孤立主义方案可能更难带领美国走出滞胀，甚至可能加剧这一进程。

除了马斯克，其他官员多为执行者。特朗普的内阁成员大多是执行者，无法深刻影响特朗普。而马斯克不仅投入竞选资金，还亲自参与其中。他不仅对特朗普的政策产生影响，还在解决滞胀问题的执行层面发挥作用。

控制政府支出和提高生产效率是走出滞胀的关键。这与马斯克直接相关。前者需要AI提升监管效率，后者需要AI提升生产效率。马斯克能否通过AI帮助特朗普解决滞胀问题，是美国经济未来最大的变数。

马斯克在企业管理上的成功毋庸置疑。他曾大幅裁员并应对诉讼，将这些经验应用于改革美国深层政府，实施DOGE计划，被称为当代的“曼哈顿计划”。该计划主要是减少过度的行政权力，减少公务员数量，撤销监管。他计划使用AI计算哪些可以被裁减，然后逐一减少行政支出。如果行政法规和公务员消失，放松监管后依赖监管创造就业的人也将消失。这是马斯克的理想主义对美国公务员体系官僚主义的一次挑战。

然而，同样的经验是否适用于政府改革尚不确定。裁减公司雇员与裁减公务员和削减联邦预算是两回事，涉及法律诉讼和法律法规冲突。这可能会得罪很多人，包括共和党的建制派，甚至特朗普的支持者。被裁员的公务员能否转向私人部门，以及私人部门在放松监管后的繁荣能否吸纳政府部门的成员，这些都是巨大的未知。

马斯克在SpaceX和特斯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但这些成功也曾濒临失败。例如，2018年和2019年，特斯拉几乎失败，最终在中国的帮助下存活下来，并转变为今天的AI公司。但对于马斯克来说，他只有不到两年的时间进行政府改革。政府事务复杂得多，不是一家公司，而是各个利益集团长期深耕的结果。精简政府支出需要时间，有些可能需要通过国会审查，众议院的优势微弱，不容易通过，因此这是明年最不确定的地方。

马斯克的个性鲜明、独裁高效，部分弥补了他政治底蕴不足的缺点。他的管理风格强硬，能否与特朗普及其内阁成员合作是个不确定的问题。马斯克作为一个商人，也需要考虑AI的前景问题。美国的AI技术创新有一定先发优势，但应用场景在中国更加丰富多元，制造场景硬件革命需要中国，这是中美可谈的地方，也是马斯克自由发挥空间较大的方向。

尽管马斯克没有政治经历，但从潜在作用来看，他可能在美国对外关系方面成为当代基辛格，成为中美关系渐行渐远的反作用力。而在美国对内关系来看，他更有可能成为当代商鞅，推进新时代美国版变革，尽管时间和空间都有限。

历史上的政治改革充满挑战，失败的例子居多。如果时间紧迫，需要特朗普对马斯克投入巨大的政治资源和支持信任，马斯克也需要保持定力，全力以赴推动变革。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两年后拿出初步成果，从而在中期选举获得更多的支持，将改革贯穿整个特朗普任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