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应对关税威胁引发的汇率冲击至关重要。回顾历史，2015年“8·11”汇改初期，中国曾面临储备下降和汇率贬值的困境。直到2017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不跌反涨，官方外汇储备规模止跌回升，实现了汇改的成功逆袭。

2018年初，人民币延续了反弹行情，最高升至6.28附近。但因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升级中美经贸摩擦，人民币从2018年3月底起震荡走弱，在2018年底和2019年5月两次遇7不过后，最终于2019年8月初跌破7。即期汇率最低跌至2019年9月初的7.1785，较2018年初高点最多下跌近13%。

2024年美国大选落下帷幕，特朗普强势回归。竞选期间，特朗普威胁可能对中国直接或间接出口美国的商品加征高额关税，这引发了市场对于人民币汇率在特朗普2.0将再现弱势调整的担忧。

近期人民币调整并非全因关税威胁。到2024年11月22日，境内人民币中间价为7.1942，较11月5日（美国大选日）下跌1.3%；境内即期汇率为7.2452，下跌1.9%；离岸人民币汇率（CNH）为7.2597，下跌2.2%。有人将其解读为市场对于特朗普2.0有可能对中国重启关税制裁，加剧对中国外贸出口和经济前景负面冲击的担心。但这并非全部原因。

随着美国大选结果尘埃落定，大选前夕部分解除的“特朗普交易”卷土重来。市场普遍认为，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将实施大幅减税、提高关税和限制移民的政策，增加美国通胀韧性，缩小美联储降息空间。到11月22日，市场预期12月份美联储降息25个基点和不降息的概率分别为52.7%和47.3%，与11月5日相比有所变化。预期美联储到2025年底降息2次至4.0%~4.25%，较11月5日缩减了1次、0.25个百分点。

市场重估美联储宽松预期，导致美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快速上行。到11月22日，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为4.41%，较11月5日上升15个基点；美元指数（DXY）为107.49，上涨3.9%，自11月13日起多次创年内新高。同期，境内外人民币汇率跌幅均不到2%，远低于美指涨幅；万得人民币汇率指数为98.83，与11月5日基本持平。

与2024年上半年相比，这一轮美指反弹、人民币回撤过程中，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弹性明显增强。上半年人民币承压时期，中间价围绕7.10窄幅波动，现在已快速调整到7.20附近，且自11月7日起多次创下年内新低。境内人民币交易价与中间价的偏离大幅缩小，反映了9月底以来国内一揽子增量财政货币政策逐步落地生效，中国经济复苏前景改善，一定程度对冲了外围利空因素的影响。

受类似内外部因素影响，人民币结束了两个多月来的反弹行情，自10月初起重新走弱。10月份，银行即远期（含期权）结售汇录得连续三个顺差。只是因为市场结汇意愿下降较多，而购汇动机保持稳定，结售汇顺差环比下降76.5%，降至171亿美元。

大选期间，特朗普提及将从四个方面升级对中国的贸易摩擦：取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对中国对美所有出口商品征收60%或以上关税、四年内停止对中国必需品的进口、严厉打击中国商品通过第三国出口到美国。这些措施直接影响国际收支平衡和外汇供求关系，进而影响人民币汇率走势。

一方面，如果前述关税措施能够部分或者全部兑现，而中国短期内找不到规模相当的可替代的出口市场，将影响中国的外贸出口和贸易顺差。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2019至2023年，中国货物出口中，美国平均占比16.5%；货物贸易顺差中，美国平均占比55.9%。

另一方面，如果美国增加从中国进口商品的贸易壁垒，外资将减少来华直接投资，而中资企业将会更多到海外投资建厂，加速中国产业外迁。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中国外来直接投资项下的股权投资净流入自2021年起见顶回落，到2023年降至717亿美元，为2005年以来年度新低；2024年前三个季度累计净流入334亿美元，同比下降30.9%。

间接影响方面，中美经贸关系紧张通常利空人民币，缓和则利多人民币。例如，2018年3月23日，特朗普宣布有可能对中国6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终结了2017年以来的人民币反弹。2019年底中美重启经贸谈判，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令人民币自2019年12月底起重新升回7以内，直至2020年2月份因新冠疫情暴发再次跌破7。尽管外部冲击使人民币总体承压，但2018年银行结售汇逆差119亿美元，较上年锐减86%，2019年进一步转为顺差204亿美元，显示心理冲击大于实质冲击。

此外，特朗普挑起关税冲突，特别是针对全球包括盟国加征关税，可能压低市场风险偏好，推高美元指数，进而让包括人民币在内的非美货币承压。另一个间接影响是，通过关税影响美国通胀走势，进而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路径和美元指数走势。若特朗普2.0的财政、贸易和移民政策导致美国通胀持续高企甚至二次通胀，美联储可能会暂停降息，甚至重启加息，重新推高美元。

当前中美经贸摩擦的惨烈程度已超过当年的日美。从2018年特朗普1.0开启中美贸易冲突，到2023年拜登政府任内三年，共六年间，美国商品进口和商品贸易逆差中，中国占比分别累计回落7.7和20.7个百分点。若因特朗普关税措施导致短期内中国对美出口和贸易顺差大幅下降，这对中国经济可能引发的负面冲击不可小觑。

为此，需要主动去做美方各界的工作，引导双方经贸政策相向而行。抓住2024年9月底以来宏观政策转向、经济边际改善的有利时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经济运行回归合理区间，切实扭转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适时跟进、动态评估特朗普2.0对华贸易政策的进展，做好沙盘推演，主动作为、提前布局，趋利避害、危中寻机，从最坏处打算争取最好的结果。

保持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的弹性，有助于发挥汇率浮动吸收内外部冲击的“减震器”作用，及时释放市场压力、避免预期积累。同时，有关方面还需在情景分析、压力测试的基础上做好应对预案，不断充实“微观监管+宏观审慎”的政策工具箱，当出手时就出手。通过综合施策，强化预期引导，防止形成单边一致性预期并自我实现，坚决防范汇率超调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