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人口变化，近日有两组数据引起公众热议。10月底，《中国统计年鉴2024》发布，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人口出生率为6.39‰，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48‰。自2022年起，这是全国人口负增长的第二年，而且降幅从-0.60‰扩大到-1.48‰。国际组织和中国科研机构曾预估2027~2032年中国才进入人口负增长，但现实更为残酷，负增长提前了5年之久。

20年前，政策曾畅想过人口零增长的时代，并将之定为目标。如今当这一刻到来，紧张取代了理想，人口减少带来的人口结构问题到了紧要时刻。但近日另一组数据透露着乐观。最近陆续有地方宣布，2024年上半年的人口出生数据好于2023年同期。例如湖北省天门市，截至2024年8月14日，全市出生人口达到4232人，不仅扭转了出生人口连年下滑的趋势，还逆势增长11.3%。

根据最新《中国统计年鉴2024》数据，全国人口总数连降两年，2023年全国人口减少了208万人。与人口负增长大势相反的是，2024年上半年积极信号出现：全国多地出生人口数出现“反弹”。广东省妇幼保健院副院长刘风华披露，2024年上半年，广东全省住院分娩活产数比2023年同期增长了1.4%，表明今年广东省出生人口数的降速放缓，若下半年情况保持乐观，今年广东省出生人口数将出现小幅增长。广东省是我国人口大省，既受传统生育文化影响，又有人数以千万计的跨省流动青年人口，推高了这一地区的生育率。

在同样“能生”的山东省，2023年该省以61万人的出生人口数位列全国第三。2024年上半年，省内也有城市的出生人口出现小幅增长。青岛市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市计划生育协会常务副会长杜维平介绍，2024年1~6月，青岛市户籍人口出生数为22669人，同比增长5.93%，拉回了连续两年下滑的趋势。预计2024年下半年出生户籍人口约为2.5万人，全年出生人口将与去年持平或略高。

出生率偏低的省份在今年也有一些城市的出生人口数量呈现回弹。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上半年共出生735人，较上年同期增长7.3%；大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表示，由于生育政策和各项配套措施落地完善，大庆市在2024年上半年出生人口数量明显上升。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杨凡解释，短期来看，尤其在二三线城市，有力度的生育补贴政策对于促进生育会起效较快。比如湖北省天门市，在2023年9月出台了生育鼓励政策，规定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可分别享受9.63万元和16.51万元的生育补助。2024年截至8月14日，全市出生人口达到4232人，同比增长了11.3%。

多位人口专家认为，2024年上半年多地出生人口“小幅回弹”是由于疫情导致的生育推迟出现了补偿效应。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原新分析称，疫情期间我国生育率呈下行趋势，按照人口学规律，疫情结束后会有一个小小的反弹，但反弹多少无法预测。他还提示关注一组数据，2023年的结婚人数也有回弹，结婚对数达到768.21万对，同比增长12.4%，按照中国人结婚后普遍1~2年生孩子的习惯，2024年出生人口数可能随之上升。

当前的出生人口数反弹仍是地方性的、局部的、短期的，反弹虽令人鼓舞，但对此还需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健强调，2022年我国首次出现生育主导型人口负增长。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个国家的人口负增长发生初期，人口总量通常并不会一路下行，而是可能围绕“零增长区间”上下波动。2024年出生人口数应该会多于2023年，但至于能否达到正增长还不确定，实际上也没有那么重要。因为育龄妇女的减少已成既定事实，出生人口数下行和人口负增长是未来人口发展大趋势。

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周海旺也提到，“出生人口反弹，只存在于今年还是能够延续几年，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原新也表示，内生性人口负增长的长期态势已经是板上钉钉，不会因为一时的回暖而改变。

总和生育率是理解当下中国所处低生育困境的一个最普遍、最综合的指标。1991年，因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我国总和生育率降至2.01，首次低于更替水平，自此一路走低。根据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人口司最新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24版》，测算得到的中国2023年总和生育率仅为1.00。近两年，中国年出生人口数跌破1000万人，是最出乎意料的，也值得警醒。1000万可以被视为一个关口，因为每年中国的死亡人口数大概是这个级别，如果出生人口数不足1000万，大概率就会出现人口负增长。

与史无前例的低生育率相对应的是人类社会史无前例的“长寿时代”，以及我国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的事实。2023年，全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已达78.6岁，65岁及以上人口数达到2.16亿人，老年抚养比为22.5%。换言之，目前我国每4.4名劳动年龄人口就养1名老年人。当下的中国人口结构处在低生育率与中度老龄化的困局相互交织的局面之中。

影响生育水平持续下降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育龄妇女人数减少，二是生育时间推迟。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4》数据，2023年我国15～49岁育龄妇女人数约为3.3亿人。2017年至2022年，我国15～49岁育龄妇女人数年均减少了500万，其中对出生人口贡献最大的20～29岁生育旺盛期女性，年均减少440万。通过构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缓解那些“想生不敢生”育龄人群的困境。

各地生育补贴政策密集出台，全国23个省份在不同层级探索实施生育补贴制度，但多数地区的补贴在几千元至一万多元的区间。甘肃省酒泉市肃北县宣布奖励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最高可达10万元。江西省上犹县、浙江省杭州市、湖北荆州市沙市区等地也出台了类似的生育补贴政策。生育补贴发放标准全国没有统一，这是因为生育补贴是自下而上的一种政策创新，目前由政策制定地财政出钱，和当地财政状况紧密相关。

在全国层面，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首次提出要建立生育补贴制度。除此之外，还提出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覆盖了从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甚至到养老等一系列问题，力图解决阻碍生育的重重障碍。但针对补贴标准和各级财政如何分担仍需一些时日观察。

生育补贴是减轻家庭生育成本、提升生育意愿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之一。但补给谁？补多少？是贯穿其中两个重要且直白的问题。在大部分地区，补贴都补给了“多孩家庭”，仅有重庆、福州、天津、温州等为数不多的城市针对一孩有所补贴，但力度也不及二孩、三孩。原新建议，“一孩是保证出生人口数的基本，更应该关注的是一孩，这才是最大的量”。

过去10年的生育政策放开了“生”的限制。人们关心此后政策能否分担家庭高昂的生育成本。自2011年开始，中国的生育政策开始掉头，双独二孩、单独二孩、全面放开二孩、放开三孩……预想中的生育潮却一次又一次落空。相较于独生子女政策，如今生育政策的影响还有那么大吗？

我国自2021年起实施三孩及配套支持政策，但不少人口学家认为，三年仍不足以观察到其成效。“三年时间，要改变群众的生育意愿，没有那么快。”杨凡表示。较早进入低生育社会的其他国家的经验或可提供借鉴。整体来讲，生育支持政策是有用的，但具体而言是给钱更有用？还是放假更有用？国外不同学者的研究结果并不相同，这与国家制度、实施时机、人群差异性等因素都有关。

即使当下仍处成效尚难观察的“盲盒时期”，但不妨碍继续优化完善政策。宋健认为，育龄人群可以按生育周期阶段分为未婚、已婚未育、不孕不育、已婚一孩、已婚二孩等不同情况，这些人群对于政策的需求不同。优化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需要尽可能匹配人群需求和政策供给，以便更有效地解决问题。

原新认为，如果只看放开生育限制的政策，其影响会越来越小。2021年放开三孩的政策，出生人口没有反弹反而连年下降。因为原本积压的二孩生育在单独二孩、全面两孩政策之后已经释放，三孩及以上生育的意愿和需求本身就很少。如今到了90后生育子女的时代，生育意愿是更大的作用。对“90后”而言，在其价值观养成阶段，一直接受独生子女、晚婚晚育等深入人心的政策宣传，甚至形成新的社会模式。而到这一代人生育时，社会风向突变，大船掉头哪有那么容易？杨凡也表示，生育支持政策评价不能把人当成工具。生育支持政策缓解家庭的经济压力和照护孩子的压力，是为了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幸福感提高了，生育意愿自然就提升了。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原因——宏观经济的走向，宏观经济形势积极向上，群众对未来工作的稳定性和收入预期有所期待，也会提高生育率。这些影响生育意愿的诸多因素或许都在释放一个信号：这一次，当人群的生育意愿再次调转航向，需要多少年，多少代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