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各地2024年前三季度经济数据陆续公布。全国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为949746亿元，同比增长4.8%。在各城市GDP总量上，上海、北京和深圳稳居前三，重庆、广州、苏州、成都、杭州、武汉、南京依次位列第四至第十名。

GDP是衡量一个城市经济实力的基本指标，但评估一个城市的财富水平还需考虑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城市“含金量”的争夺中，通过前三季度的统计公报可以找到答案。

人均GDP通过GDP总量除以常住人口计算得来，与GDP排名完全不同。截至10月30日，在已公布前三季度GDP的213个城市中，人均GDP前十强的城市不仅包括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也有鄂尔多斯、榆林这样的三四线城市。2024年前三季度，中国人均GDP最高的城市是鄂尔多斯，达19.64万元。鄂尔多斯是一个位于内蒙古西南部的三线城市，今年前三季度GDP达4361.3亿元，仅位列全国第42位，但人均GDP却全国居首。克拉玛依紧随其后，以19.14万元的人均GDP排名全国第二。克拉玛依是新疆的五线城市，今年前三季度GDP为936亿元，位列全国第155位。位于陕西最北部的榆林，人均GDP达15.92万元，排在全国第三位。榆林是四线城市，今年前三季度GDP为5742.95亿元，位列全国第34位。而在GDP榜单中排名前三位的上海、北京和深圳，人均GDP分别排在第九、第五和第六位，达13.83万元、15.31万元和14.58万元。GDP排名第四和第七的重庆和成都，人均GDP为7.28万元和7.82万元，未进入人均GDP排名前三十的榜单中。

鄂尔多斯、克拉玛依这样的人均GDP之所以能“坐稳”全国第一，根本原因在于它们都是资源型城市。作为煤炭大市，鄂尔多斯的煤炭产量占全国的20%，位居全国第一；而克拉玛依则“富得流油”。克拉玛依油田所处的准葛尔盆地石油资源量约100亿吨，天然气约2.3万亿立方米，目前石油探明率仅33.7%、天然气探明率7.5%。经济产值高，再配上超小的人口体量，人均GDP自然高。类似地，依靠资源发展的城市还有榆林、包头、阿拉善盟。这些城市大都分布在江苏、浙江等东南沿海，属于“家里有厂”型城市。以无锡为例，其人均GDP高的原因之一在于其雄厚的产业基础：无锡是全国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地市之一，拥有33个工业大类、167个工业中类、462个工业小类，并在每个门类中都有优秀企业。2023年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无锡有23家上榜，排名全国第三。苏州、常州同理，2023年苏州工业总产值超过4.4万亿元，位居全国第二，在41个工业行业大类中，苏州有11个产业总产值超过1000亿元。在常州，从基本面上看，其拥有6.6万家工业企业、23家百亿工业企业，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工业大奖数同类城市第一，工业规模总量近2.2万亿元，制造业增加值占比达42.2%。近年来，常州的新能源产业表现尤为亮眼。2023年，常州新能源产业产值超7600亿元，全国生产的新能源汽车中，每14辆就有1辆出自常州，全国每出口10辆新能源汽车就有1辆诞生于常州。

值得注意的是，成都、重庆两地人均GDP掉队的原因在于较为复杂的城市结构。成都全市下辖12个市辖区、3个县、代管5个县级市，既有城区，也有大量县域、乡村，城乡发展差距较大。今年上半年，成都高新区GDP实现1627.7亿元，稳居各区县GDP榜首，是排名第二金牛区GDP的近2倍。而在成都各区县中GDP排名垫底的蒲江县，今年上半年实现GDP仅为102.9亿元，是高新区GDP的十六分之一。各区县间经济的不均衡发展一定程度上拉低了成都全域的人均GDP。重庆下辖26个区、8个县、4个自治县，经济规模最大的市辖区渝北区，2024年前三季度GDP为1887.66亿元，而经济规模最小的巫溪县，前三季度实现地区生产总值97.8亿元，仅为渝北区的十九分之一。此外，重庆虽是中国的四大直辖市之一，但实质上是“直辖省”的概念。这是因为从面积来看，重庆面积为8.24万平方千米，为北京、天津、上海三市总面积的2.37倍，在全国各省面积排名中次于面积10.2万平方千米的浙江省。在人口上，2023年底，重庆常住人口为3191.43万人，与山西省（2023年常住人口为3465.99万人）人口规模相当。若将重庆与其余30省份的人均GDP作对比，重庆以7.28万元的人均GDP位列全国第四位，仅次于江苏、浙江和广东。

人均GDP并不能作为衡量城市经济“含金量”的唯一指标。人均GDP是每个人创造的价值，那么城市的居民是否得到了与自身所创造的经济价值相匹配的回报？与人均GDP相比，人均收入占人均GDP的比值更适合被看作一个城市是否藏富于民的指标。以前文统计的人均GDP排名前三十的城市为样本，计算其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比值，就会发现事情的另一面：三四线小城人均可支配收入占比排名大幅跑输人均GDP排名。人均GDP最高的鄂尔多斯、榆林，人均收入占人均GDP的比值仅为20.32%和15.59%，也就是说这两个地区的居民仅能拿到所创造价值的两成左右的财富，造成这种分配差异的核心在于产业。鄂尔多斯和榆林虽然生产了大量的煤炭、石油，但采煤、采油相关的主要产业链却并不在这两个城市。本地居民能参与到煤炭、石油行业的途径只有当采矿/油工人，或从事煤炭、石油的运输等价值不高的工作，这导致他们创造的财富并不能最大程度的回流到自己手中，这也是大部分资源型城市的问题所在。

以宁波、杭州为主的浙江城市虽然在人均GDP方面低于江苏的苏锡常三城，但在人均收入占人均GDP的比值方面扳回一成。这主要与两省的经济结构有关。江苏是投资占比很高的省份，以外资经济和投资经济为主。江苏是外商在华投资的首选地之一，利用外资规模多年位居全国首位。据商务部数据，今年上半年江苏省实际使用外资131.2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据江苏省商务厅最新数据，截至今年6月底，江苏的外资企业超过4.3万家，80%以上的世界500强企业在江苏投资兴业。而浙江以民营经济为主，2023年，浙江民营经济增加值5.5万亿元，占全省生产总值的67.2%；而江苏的民营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则是57.9%，不及浙江。此外，在“2024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中，浙江有106家企业入围，入围数连续26年位居全国首位。2024年前三季度，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比值为45.8%，浙江全省有9个城市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数量位居全国第一。通过比较，在人均GDP和劳动者报酬占比两者方面，浙江略胜一筹，其富裕程度与其他地区相比较高。因此，浙江成为共同富裕示范区也是有道理的。

在竞争激烈的城市发展中，如何实现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的协调提升，将是各地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未来的城市竞争，不仅仅是GDP的较量，更是居民幸福感和生活质量的比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