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犯错就严惩，普通班学生成炮灰……县中过度追求考清北伤害了谁？

去年三月，我前往当地乡镇初中为本科毕业论文做田野调研。有一次，办公室里的老师在聊高考。其中一位老师提到“县一中这几年越来越不行了，都没有考清北的。”其他老师也点头赞同。这让我感到惊讶，虽然考出清北是好事，但一个学校的教育质量为什么要和“清北率”挂钩？有一两个学生考上清北就能说明这所学校的教学质量很高吗？

县中注重培养清北生，防止清北率挂零有一定道理，能够提升学校知名度和美誉度，减少优秀师生资源流失，减缓县中塌陷速度。然而，一些县域对“清北率”的追求近乎癫狂，不惜举全校之力打造“神童”。这种情况下，几个清北生光环下可能是被忽视、被沉默甚至被牺牲的大多数学生。正如林小英老师的著作《县中的孩子》封面那句话：“一个清北学生掩盖了学校多少瑕疵！”考上清北固然好，但不能忽略背后可能存在的现实问题。

家长和老师们以考上清北的人数作为衡量学校教育质量的指标，具有片面性。他们忽略了学校清北率背后的教育手段和方式。许多效仿衡水模式的超级中学将时间和空间细化，每个孩子在固定时间点都要被“钉”在固定位置，否则就要受到惩罚。同时，监视器、校领导和班主任组成的三层全景敞式监视使学生成为每天生活在“前台”的表演者，时刻保持谨慎，完全失去自主性。我有一个朋友曾在一所县城的超级中学读书，那所学校清北率高，管理极其严格，班主任不近人情，罚站、罚钱甚至体罚时常发生，朋友因此患上抑郁症，不得不转学。尽管如此，仍有许多家长希望把孩子送进这所学校。这种以消磨学生天性、物化学生身心为代价换取高清北率的教育真的是所谓的“好教育”吗？

为了追求清北率和重本率，县中采用套路化和程式化的题海战术，将鲜活的教育窄化为解题套路。老师从网上搜罗试题，甚至花重金购买试卷，然后让学生不停地练习、考试。这种教育方式导致的结果是“靠天吃饭”，如果试卷简单，成绩就好；试卷难，成绩就差。每次高考都像开盲盒，学校和家长都很紧张。

社会公众和学校对清北率的看重，刺激了学校内部筛选机制强化。许多学校在高一开学时根据中考成绩对学生进行分类和定级，形成“清北班”、“火箭班”、“实验班”、“普通班”等名目。优等生享受最丰厚的资源，而普通班的学生则被边缘化。有的学校甚至将实验班和普通班安置在不同校区，实行不同的教育模式，连平时做的习题都不一样。运动会也在实验班校区举行，以节省实验班学生的通勤时间。这种做法使得普通班学生的生存境况陷入恶性循环。

此外，许多学校为了提高清北率，劝学生选择清北的冷门专业。这不仅损害了学生的自主选择权，还让他们成为学校和政府提高清北率的“牺牲品”。政府为了产生更好的效益，将有限的财政资源向清北率高的学校倾斜，进一步加剧校际间的发展差距，恶化教育生态。同一个县域内，好的学校越来越好，差的学校越来越差。这种单向度的评判标准给家长们带来了深深的教育焦虑。

畸形追求“清北率”带来的恶果显而易见。它不仅会加剧区域内优质教育资源的集中，还会使教育政绩观诱导下的考评标准异化，加重学校和老师的负担。有些校长甚至表示，如果没有清北生，自己就会辞职。此外，教育部门对一些超级中学违规招生现象视而不见，默许其提前“抢录”优秀生源，破坏了当地的教育生态，进一步推动了县中的“塌陷”。

在很多县域，政府每年都会为清北生提供高额奖励，有的地方甚至多达上百万。这种奖励机制虽能体现对优秀学子的认可，但也刺激了“名校情结”，加剧升学竞争，助推高分复读现象。高考“清北率”成为一门生意，反映了地方和学校教育无能的一面。清北生通常来自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而农村孩子的教育资源匮乏，课外支持微弱，很难与县城孩子齐头并进。县政府的财政资源有限，对清北生的高额奖励意味着压缩对其他非清北生的奖励空间，使得底层家庭和学生的需求被忽视。

我国职业教育存在低人一等、被污名化的问题，与各级政府部门的升学政绩观有关。以清北率、重本率评价高中办学，矮化了高职教育，导致中职院校不安于职业教育定位，转向升学导向。这种倾向加重了学校和家长的教育焦虑，使得教育内卷下沉。普职分流让家长倍感压力，担心孩子进入职业学校等于没有前途。家长从孩子小时候就开始将其塞进各种补习班，用金钱换取“抢跑”，孩子没有自主选择权，学习变得被动。为了升学率、清北率，许多县中将高中三年课程压缩到最短时间，部分学生掉队，跟上进度的学生也在题海战术中挣扎。这种教育变成了简单的选拔赛，而非增值培养。

县中确实需要清北生，它能在一定程度上充当教育质量的风向标，给予县域家庭和教师信心，盘活教育生态。但如果过度追求清北率，牺牲大多数学生接受同等质量教育的权利和机会，这样的教育是不健康的，甚至是有损耗性的。清北率固然值得关注，但我们更应看到清北光环掩盖下的大多数，他们的努力同样值得称赞和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