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的抓捕行动

专案组民警介绍，侦查初期，大量存放在宋家的文物被转移、破坏，涉案人员也出现逃跑迹象。专案组当即决定秘密抓捕，但没想到的是，抓捕消息走漏，专案组行动被迫提前。

2003年1月13日，专案组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集中抓捕行动。这天下午4点左右，洛阳市各级公安机关和洛阳市武警支队都接到集合通知。晚上7点，近500人在武警洛阳支队教导队营部集合，他们分成42个抓捕小组，准备行动。直到夜里出发前，各小组才知道各自的具体任务。

行动持续到第二天天亮，此次行动，共抓获犯罪嫌疑人21名，查获各类文物336件。但重点抓捕目标宋彦彬和宋彦庆及其团伙骨干成员均逃脱。

集中抓捕行动结束后，专案组通过技侦手段发现，14日0点38分，洛阳市公安局警察曲金华与老三宋彦庆的手下何建康手机通话77秒。专案组怀疑，是曲金华走漏抓捕消息。

曲金华与“宋氏兄弟”的交往，最早可以追溯到1980年前后，当时曲金华在洛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任缉私队副队长。他经常光顾宋家经营的饭店和茶馆，因此认识了宋氏兄弟。

北青深一度获得的材料显示，双方相识后，曲金华起初想将宋家老大和老三发展为“线人”，利用他们获取文物犯罪线索，后来发现他们也贩卖文物。宋氏兄弟提供的线索，多是针对宋家的对手。

记者从在案资料中发现，宋家老大和老三曾参与过一个倒卖文物案件，曲金华本来要带队抓人，但分得两人送来的30万元赃款后，便不再追究。此外，宋家兄弟曾利用手下何建康等人，多次从盗墓人员手中低价收购文物，再高价卖出。曲金华曾抓过何建康一次，查扣了运输工具。老三宋彦庆私下出面说情后，曲金华放人还车。

在案资料显示，宋氏兄弟曾向曲金华提供过一个上海文物贩子的线索，一个绰号“上海陈”的人到洛阳，从另一文物贩子手里买了几件唐三彩，成交价40万元。老三宋彦庆得知后，命人将消息提供给曲金华。“上海陈”再到洛阳时被曲金华抓获。宋彦庆出面说情，“上海陈”退赃40万元后被释放。此后，“上海陈”只从宋家买文物。

类似的事情，曲金华在洛阳做过多次，后来发展到，他与宋彦庆一起到广州，名义上是抓文物贩子，实则由宋彦庆找广州文物贩子向他自首并退赃。不当面退赃者，会被带回洛阳处理。这样做的目的之一，是向港澳文物贩子释放信号：与洛阳宋家以外的文物贩子合作就会被抓。

曲金华在后来的调查中提到，在与宋氏兄弟的交往中，他自觉越陷越深。但宋家兄弟提供的线索让他工作上干出了成绩，职务得到提升，因此没想过收手。

2003年1月，专案组对宋氏兄弟等文物贩子进行秘密抓捕时，曲金华的职务是洛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四大队大队长，但他被借调到河南省纪委已经半年多。

对于曲金华与宋家兄弟的勾当，“12·10”专案组集中抓捕行动前并不明确知晓。但鉴于他们接触频繁，专案组在2003年1月13日行动当天，派人通知曲金华配合专案组调查。曲金华以“正在办理纪委大案为由”没有露面。

“12·10”专案组怀疑曲金华走漏风声后，于2003年1月20日向洛阳市纪委请示，建议市纪委对曲金华采取强制措施，但未被采纳。

除了曲金华有走漏风声的嫌疑外，专案组发现，抓捕行动当晚，“宋氏兄弟”中的老四，时任洛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四大队秘书科民警的宋彦洪，在集中抓捕后，与老大宋彦彬，有过三次通话。专案组向洛阳市纪委建议控制宋彦洪，也未被采纳。

此外，书面文件显示，宋氏兄弟中的老二宋彦海，当年任河南省孟津县公安局局长，他当年也指使两名警察帮助宋家兄弟藏匿。

宋氏兄弟经营的文化城一角

逼停专案组调查的“导火索”

2003年1月的集中抓捕行动后，“12·10”专案组组长、副组长曾到河南省纪委请示，建议控制正被省纪委借调的曲金华。但专案组当时并未掌握曲涉案的实质证据，曲当时正在参与办理省纪委的“石发亮案”，河南省纪委未采纳专案组建议。

“石发亮案”是当时河南省纪委着重办理的大案之一。石发亮曾任河南省交通厅厅长，2002年底，他因多项违纪违法问题被河南省纪委“双规”。

曲金华得知“12·10”专案组想要控制自己的事后，“觉得委屈”，找到了时任河南省纪委第五监察室主任王文海帮忙，通过王文海的帮助，他得以向省纪委领导当面报告，自称遭人陷害。曲金华称，自己在缉私队工作期间，曾打击过一个涉黑团伙。团伙头目名叫王跃峰，曾与宋氏兄弟多次发生冲突。王跃峰的亲属是“12·10”专案组的成员之一。曲金华谎称，“12·10”专案是王跃峰为打压宋氏兄弟买通公安高层编造的一个案件，专案组想要调查他，是王跃峰亲属的报复行为。

曲金华还向王文海谎称，“12· 10”专案组监控了王文海的手机，希望王文海出手阻止“12·10”专案组继续侦查。

在案资料显示，1995年到1998年，曲金华与王文海同被中纪委抽调到云南办案，两人因此相识。王文海称，曲金华向省纪委领导汇报时，他不知道曲金华与宋氏兄弟之间的勾当。因一起办案多年，他对曲金华比较信任，对曲的汇报内容未起过疑，也未核实过真假。

而王文海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迟迟没有做出实质性动作去阻止“12.10”专案组。他比较关心的是一个叫蔡武堂（现已病亡）的文物贩子。

蔡武堂是“12·10”专案组在统一抓捕行动中抓捕的文物贩子之一。专案组核心成员遭迫害与他有很大关系。

根据在案资料，蔡武堂1955年生人，自1984年开始在洛阳倒卖文物，多次被公安机关打击。1991年，在河南省纪委任职的王文海到洛阳办案，过程中认识了蔡武堂。蔡武堂看中王文海的官职，有意与王文海结交，便主动找机会接近王文海。王文海并不反感，去广州度假也带着蔡。

1996年前后，蔡武堂因为贩卖文物被汝州市公安局抓获，王文海向时任平顶山市公安局长施压，蔡获释。1997年前后，蔡武堂多次送钱给王文海，王文海没有拒绝过。

1998年，王文海任河南省纪委第四监察室主任。8月份的一天，夜里11点左右，他驾驶一辆武警牌照的黑色奥迪轿车，在郑州市纬一路与经五路交叉口，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对方腿部受伤，“比较严重，好像断了”。

王文海称，奥迪车是另一专案组的配车，前挡风玻璃处放有河南省纪委的案件特别通行证，他自己是省纪委的干部，因害怕影响面子和仕途他一心想着如何逃避责任，赶紧逃跑，没叫急救。

肇事后，王文海先打电话给一个河南省级官员的女婿郭志斌。郭赶到现场，王随即离开；离开现场后，王文海打电话给曲金华，商量逃避责任计策，又打电话给蔡武堂，想让蔡武堂“顶包”。洛阳市西工区委一领导的司机连夜将蔡武堂送到郑州，与王、曲汇合。

经商量，蔡武堂找来刑满释放不久的高和平，以“日后会用得着大领导”为诱惑，让高和平顶包。因高和平没有驾照，在王文海指示下，洛阳市车管所于事发次日，给高和平办出了首次领证日期提前的驾照。最后，医疗费、赔偿费、修车款等由蔡武堂支付，事故责任由高和平承担，事情就这样处理了。

蔡武堂在与王文海接触过程中还发现王文海有情人、并且存在插手政府工程等情况，再加上参与了“顶包”事件，蔡武堂觉得掌握了王文海的犯罪证据。因此，被“12·10”专案组抓获后，蔡武堂不做供述，他确信王文海为了自保，会想办法“捞”他。

王文海承认，当时，他心里很清楚，他和曲金华、蔡武堂一损俱损。曲金华的汇报、蔡武堂的被抓都成为他为了“自保”而迫害“12·10”专案组成员的导火索。

宋氏兄弟中的老二宋彦海，曾在洛阳公安系统工作，后因涉嫌窝藏罪被逮捕

调查刑警队的“小金库”

王文海后来被调查时称，因蔡武堂被抓后随时可能撂出“顶包”的事，加上“12·10”专案组坚持要抓曲金华，他担心曲金华和蔡武堂为换取从轻处理而供出他违法乱纪的事情，迫于被动的形势，他决定出手，找到“12·10”专案组成员的一些问题进行“反击”，变被动为主动。

材料显示，2003年1月底，早在得知蔡武堂被抓后，王文海就有意将“石发亮案”的办理进度放慢，让河南省纪委领导感受到，“12·10”专案组的调查行为对省纪委的工作造成巨大影响。2004年2月初，王文海觉得，省纪委领导对洛阳刑警已出现不满态度，他认为“反击”的时机已经成熟。

曲金华得知王文海要“反击”时，马上找了调查“12·10”专案组成员的借口：洛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私自设有小金库，涉及几千万元，很多都被私分和行贿了。

王文海听后很兴奋，但觉得不能直接查，得有个“正当理由”，便让曲金华将“小金库”之事写信举报，寄给河南省纪委。

王文海解释，之所以要寄举报信，是因为在省纪委里，他任职的科室分管洛阳，无论省纪委哪个领导批示，案件怎么流转，最后一定是到他手上，由他处理。“有领导批示，可以加大办案人员重视程度和查处力度”。

2004年2月9日河南省委副书记、省纪律委员会书记李清林对匿名举报信进行了批示，这封信几天后果然到了王文海手里。按照当时纪委线索核查程序，要先初查线索真实性，再查是否涉及省管干部，最后决定哪级纪委办理。王文海跳过这些程序，直接让下属杨文生带着从“石发亮案”专案组抽调的办案人员和洛阳市纪委的人进驻洛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

自2004年2月27日起，洛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办公室、财会室、仓库都被搜查，账本、电脑都被扣压。刑侦支队会计冯爱阳、出纳张淑葕、秘书科长孙聚欣、刑科所长张冠章等10多人被陆续“双规”。

事实上，王文海当时知道，“小金库”是历史遗留问题，很多单位都有，不是秘密。但他仍要查，还给办案人员的组长开会，要求必须查出问题。

当年，大河报对奥迪车撞击摩托的交通事故进行了报道 ，当时，王文海找人顶包，逃避了事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