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在婚介所和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拍摄的多张合影照以及视频显示，31岁的小飞笑容腼腆，略带羞涩。大她三岁的女方落落大方，笑容甜美。

大姐回忆，两人第一次见面的9月5日晚上，她曾问过弟弟是否喜欢女方。

“弟弟说，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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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

在按照贵州当地婚介所的要求完成转账后，临去和女方领证前，在婚介所内，小飞签署了一份“一式四份”的“婚恋协议”。协议四方分别是男女双方和上述两家贵州和云南的婚介所。

这份三页A4纸的协议上，一开始即强调双方是经自由恋爱后选择结婚，无其他人包办；并约定了几种情况下彩礼的退还问题。协议约定，男方须一次性付给女方家彩礼钱10万元。

▲双方的“婚恋协议”

关于协议中约定的10万元彩礼，女方在事发后称自己只拿到了其中的7万元，另外3万元给了云南当地的婚介所。

此外，男女双方还签署了承诺书。原本是双方之间的承诺书，却特别另外标注：介绍人所得劳务费属委托方自愿给付，如有纠纷一律不退。

全程陪同弟弟此次相亲闪婚的二姐回忆，在弟弟和女方领证前，贵州当地婚介所负责人要求“签了协议，才能领证”，并跟她和家人说，男方花了多少钱不要跟女方说。“给女方多少我们来决定，如果说了，出了什么事情，我们概不负责。”

二姐说，在贵州的那几天，婚介所工作人员曾多次打听弟弟家里还有多少钱。她说，从离开家开始，来回路上的花销，包括在贵州和云南吃饭、买礼物、包红包等，一共花了31万多，“其中15万还是临时借的。”

据其介绍，领证后，女方要求小飞买结婚戒指。考虑到已经“花了太多钱”，原本只打算买一个2000元左右的戒指，“女方不同意，最后买了一个4000多元的金戒指。”

让小飞和家人感到难以理解的是，女方在领证后，一直不愿意带男方去见自己的家人。在小飞的一再要求下，9月7日凌晨1点多，女方才带他和家人去见了父母，女方要求小飞给父母分别准备2600元的见面礼，最后双方还价，“讲到每人给1800元。”

小飞两个姐姐回忆，当天凌晨和女方父母的见面只有20分钟，女方父亲整个过程中，一直用手遮着脸，没说一句话。“而且女方之前一直没有告诉自己的父母，她已经领证结婚了。”

尽管疑窦丛生，觉得“一切都太快了”，但弟弟的终身大事“总算解决了”，在回到老家之前，小飞和家人一直处于对于未来美好生活的期待之中。

但变化很快发生。“真的没想到，对方前后完全是两副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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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走”

事后，二姐坐高铁先行返程，9月8日凌晨，父亲、大姐、小飞和他的“云南新娘”坐着上述牵线人的车再次奔波1300多公里，回到了崇阳老家。

随后的四天里，“新媳妇”一直没有出过房间门。小飞妈妈回忆说，“儿媳”一直在房间里，“没有洗漱过，没有换过衣服，没出过房间。”

▲小飞和闪婚妻子生活了四天的房间，现在已是人去屋空。

小飞则面临对方不停提出的要求：县城刚交付的房子装修在“十一”之前必须完成；原来在云南商量好的“三金”要变成了“五金”；尽快买车。

在小飞解释闪婚已是借钱之后，对方提出要出门去三个月再回来。随后，小飞接到贵州婚介所的“小姨”打来的电话，说还要给7万元钱给女方，不然就叫她回云南。

在家人面前，小飞越来越沉默。

“不让我弟弟进去睡觉，不让碰她，还一直找各种理由凶他、吵他。”9月11日上午，家在县城的二姐专程回娘家劝解“弟媳妇”。

结果对方跟她说要走，回云南。“等三个月后房子装修完再回来举办婚礼。”二姐解释说，装修房子要时间。对方又说，跟小飞“一点感情都没有”，还提出来一个方案：先离婚，但会保持联系，和弟弟培养感情，培养出感情了再复婚。她说自己被骗了，过来之后发现小飞家里太穷了。

二姐说，针对对方提出的要回云南，小飞说可以跟她一起去云南，“她不同意，还说已经结婚了，对她一点信任都没有。”

“她就是在这里不停无理取闹，让我们知难而退。”二姐说，现在她才明白，这场“闪婚”从一开始就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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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

小飞是8月5日从打工地浙江宁波返回的老家，崇阳县肖岭乡。在县城买的房子要交房了，他特意请假回来收房。

因为担心收房出问题，小飞特意联系了大他十二岁的表姐。对方博士毕业后，在武汉工作。从小飞19岁步入社会开始，表姐和表姐夫就一直很关照他。“当时我们一家人在外地旅游，就没有答应他，现在想想，如果当时见到了他，也许就没有闪婚的事。”小飞表姐说。

房子是去年贷款买的，120多平方米，三室两厅。总价53万多元，首付的32万元中，有大姐给的10万元。“每个月还2000多，10年还清，已经还了1年多。”

今年春节，小飞曾到表姐家里拜年。去宁波打工前，在武汉富士康上班的两年多里，他每周都会去表姐家。他给表姐算了自己在宁波的收入，“一天有230块钱，问他一个月休息几天，他说不休息。因为全勤，还可以拿到300块的奖金。”

表姐说，表弟人很老实，性格内向，很听家人的话，也很节俭。在崇阳当地农村，他们家里的条件算差的，“平时，我姨父在县城租房收废品，姨妈在家里养猪，干农活，钱都是他们一家人一点一点攒起来的。”

小飞没有谈过恋爱。之前家人给他张罗过五六次相亲，都没有成功。在父亲提出去贵州找媳妇时，他开始是不同意的。“他说‘我不去’，但还是没拗过家人。”

表姐“不敢”去参加小飞的葬礼，直到10月3日才去看望了突遭晚年丧子之痛的姨父姨妈。“家里人为什么一直都没有发现异常。我不能理解。”

姨妈告诉她，“新媳妇”到家第二天，小飞曾问妈妈要黑色塑料袋，“出事那天就是用黑色塑料袋装的农药瓶出去的。也许那时候就应该有征兆了。”

9月11日傍晚六点半左右，在屋后半坡上无人的荒地里，喝下一瓶半农药后，小飞给送沙子到县城装修新房的父亲打了电话，“爸，我死了，我喝了两瓶药，我在岭上。”

和爸爸在一起的二姐给在家里的妈妈和在附近镇上的大姐打了电话，“让他们赶紧去找人。”报了警，打了120后，二姐发疯似的往娘家赶。

▲家人拍下小飞被发现时的身体状态，现场散落着白色的农药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