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秋菊同样挣扎怀疑过,但她后来说服了自己,“我真的跟孩子树立边界的话,可能根本没有办法走进他们内心。他们能得到的支持本来就很少,”徐秋菊停了一下,认真地组织词汇,“不论什么方式,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让孩子感觉到我是安全的,是被支持的,有人可以理解我,陪伴我。”
2023年11月,徐秋菊带着近半年收集来的家长、学生自述,聊天记录等证据到当地派出所报警,举报特训学校里的体罚、殴打问题。
(湖南湘阴一处特训学校)
黑暗中的稗子草
“暑期行动”之前,秦麦也想过其他维权方式。
她曾跟一位民警说过自己的遭遇,对方听完反问她,被送进这种地方你先想想你自己有没有问题。她不甘心,又找在派出所工作的朋友打听,对方也建议她放弃,“很可能转为家庭纠纷”。复学后不久,当她因为严重的心理困扰找到一家医院精神科求助,医生在她的病历本上写下,“被迫害妄想”。
至于父母,她从学校逃脱后,抱着一丝希望,写了一封信托人转给爸爸,信里详细描述了她两个月来的遭遇。爸爸的回复又一次证明她的尝试是多余的,“有问题的孩子,不可能和颜悦色教育,(学校)肯定会采取一些强制性措施,这也正常。”
秦麦逃出特训学校后,妈妈找到她的朋友。讲述者供图
秦麦遭遇的困境是联盟里很多受害者的缩影。社工刘二常年从事青少年保护工作,自2017年以来协助了几十位特训学校的受害者维权。在刘二看来,当孩子在特训学校受到伤害后,无论从维权还是创伤修复的角度考虑,需要的其实是父母的支持。一方面是因为遭破坏的亲子关系、孩子丧失的安全感急需修补;另一方面,如果案件进入漫长的法律程序,如果只靠青少年自己,将很难走下去,“尤其未成年人,得不到父母支持的话,维权几乎没有可能。”
在湖南省岳阳市湘阴县,一家名为“圣博学校”的青少年心理成长培训学校被揭露存在严重的体罚和暴力训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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