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阳与张若昀

电影《从21世纪安全撤离》中的三个少年

《从21世纪安全撤离》是一个写于10年前的故事，三个好朋友从18岁的身体里穿越到38岁，拯救这个让他们无比失望的世界。主人公和李阳同龄：生于1981年，18岁，正是1999年，一个末日传言带来的终结感和「千禧年」带来的期待感交织的年份，旧的世界已然崩塌，新的秩序尚未确立。在那个年份，18岁的主人公们满是不平，又满是期待，对着世界呼喊，「不要变坏」。

片子已经点映，收获了一些好评，也收到了一些争议。它并不是一个常规的靠情节驱动的电影，在某些地方，你会看出李阳在讲故事上的明显的短板，但一种珍贵的真挚的气息弥散其中。

一个极为炎热的午后，《人物》作者在北京见到了李阳。他戴着眼镜，扎着一个丸子头，就像他自己形容的那样，他说话「语无伦次，颠三倒四，永远抓不住重点」，但这场谈话的每一分钟，都令人意识到，他在电影里设计的每句台词都在讲他自己，讲他对未来「无端的自满和绝望」。他提到最多的词是「失落」，不管是这部电影，还是他过去的几十年，「失落」都是其中最为强烈的情绪，它关于李阳自己，也关于80后这个人群。

我们见面的会议室很大，某个角度看，像高中的教室，烈日透过玻璃显得温和几分，打在我们中间的桌子上。很难说时间在李阳身上留下了什么痕迹，他的片子还和10年前一样中二、热血、悲伤。他讲述着这些年的经历，成长的感受，以及衰老带来的精神和身体上的失落，毫不掩饰，甚至有些勇敢。

关于这部片子，关于李阳过去10年到底在做什么，以下是他的讲述：

文｜吕蓓卡

编辑｜槐杨

图｜受访者提供

2014年，我接到一个项目，当时是一个命题作文，讲三个小孩很爱唱歌，长大后一个去当理发师，一个去开出租，另一个去送外卖，忘了小时候爱唱歌的梦想，突然市面上有一个歌唱比赛，他们就重燃对音乐的热爱，得了大奖。看完我说这太像《老男孩》了，对方就说，你觉得这个剧本不行，你行你上呗。我就开始动手改。

项目有几个固定的元素，主角是三个从小到大的好朋友，热血的青春，光明的结尾。那时候青春片很流行。但我有点焦虑，我身边找不来三个好朋友。我在交朋友、维持长久友情这件事上努力过，但都失败了。那个时候我正好有点抑郁症。抑郁症最明显的三个表现，第一个是对未来没有期待，第二个是不会向他人求助，第三个是对自己没有正确认知，就凑了三个人，安到这个故事里。

王炸就是对未来没有期待。他很讨厌去未来，时间只会夺走他宝贵的东西。他小时候背着一个巨大的包，他所有宝贵的东西都在这里，一打开里面有猫，有鸟，有他喜欢的玩具，还有他爸妈的骨灰盒。他之所以把这个包背在身上，是因为他觉得这些东西太容易失去了。所以当王炸长大，突然觉得身上很轻，再一看小时候那个大包，变成了一个小斜挎包挂在身上，他就都明白了，时间又把我那些东西夺走了。

诚勇就是不会向别人求救。他出了麻烦，就自己把困难都背下来，跟所有人分别。这老话讲特爷们儿，有担当，你不想让别人跟你一样受苦。但当我真正经历痛苦的时候，发现一点都不爷们儿。我会逃避其他人，但目的不是保护他们，是因为我很害怕他们对我失望，离我而去，那个场面很难堪，我才知道，那样的分离其实是一种自私和懦弱。

泡泡就是对自我没有正确的认知。因为他老遭受校园霸凌，就用帽衫把自己包裹起来。他想要模仿诚勇，穿一样的牛仔服，打相同的双响指，越活越像诚勇，但他自己是没有意识到的。

我那时候对自己也挺没有正确认识的。有次坐公交汽车去芳草地，我跟人发生了冲突，我心想，你等着吧。公交车门那儿有个台阶，他站在台阶下面，我站在台阶上面，我就想车门一开我一抬腿就能踢到他。

但我不知道他们是一伙人。我踢完他就往下跑，结果发现自己跑得很慢。冬天，三人在雪地里把我打了一顿。我躺在雪地里看着下雪的天，就发现对自己没有正确的认知，原来我成了一个跑不掉的人。

那几年我真的对自己挺失望的。接连跟女朋友分手，《李献计历险记》的时候我还挺相信那些台词，但慢慢发现自己不会像李献计那么执着。感情这个事儿好像需要巨大的生命能量去燃烧才能延续，但人类没法那么长时间地燃烧，所以爱情本身非常短暂。我就很失落。

那种失落还包含生理上的衰老。我有时候会梦到自己是一高中生，在放杂物的体育间偷偷抽烟，突然门口钥匙一响，进来一女孩，她有好多麻烦，我梦里边就拍胸脯说我都能给你解决了，硬着头皮奔赴别人要揍我的现场。

做梦到这儿我会醒过来，有几分钟我回不到当下的年纪，还会停留在梦里那个身份，慢慢看着天花板，然后知道，噢，我已经不是在学校宿舍里了，也慢慢感受到自己身体也不像年轻时候那么好，噢，我现在变成一中年人了；慢慢中年的记忆回到身体里，噢，我现在面临那么多糟心事儿。身体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我再也回不到那个赤诚的时候。

让我失望的，还有一些我没办法接受的狡猾。有年大年初三晚上，我出去倒垃圾，我们家周围好多酒吧，就看胡同里走出来一男一女。女的走前头穿一高跟鞋，下雪地很滑，男的在后面推她，她走路就往前一摔一摔的。我心想那男的可能喝酒了，就冲他喊，「差不多得了！」喊完就后悔了，我心说完蛋，他可能一听我是外地的，让我滚。

我不想滚。我把垃圾放地上往他那儿走，一边走一边打量那个人的身形，我比他高，比他宽一点，没准能打赢。我上去就把他推倒，骑他身上想打他，结果那女孩在后面拿高跟鞋踢我后腰，又痒又酸，我一拳打到水泥地上，整个手破了。我就觉得她可能也不需要人帮她，就灰溜溜回家了。

后来俩人把我告了。我说他先动的手。结果一调监控，我就看我自个儿摇头晃脑的，上去「咣」把人男的推倒了。撒谎当场就被揭穿了。完了让我赔3000块医药费，我说嗨，认识都是缘分，赔1800还吉利，大过年的。就这嘴脸。我觉得我年轻时候说不了这样的话。整个事处理得让我意识到我是一挺油的中年人。有点失落，这种失落对我的打击比谎言当场被揭穿还要大。

那几年我也试图维持过友情。有个哥们儿，我跟他共同经历过学生时期几乎所有的痛苦，工作以后，我们做的方向很不一样，就发现每次见面聊天话题越来越少。最明显的是我们都没法在对方家过夜了。以前我们把对方家称为自己的第二故乡，一定是成宿成宿熬夜、在对方家住着那种。长大以后就很少了。

有一回吃烤串的时候，他就说，这回烤串儿咱别吃完了，这回话题也别聊完了，下回比如隔半年再见的时候，咱俩再点这盘菜，接着聊这话题。就像现在存了一个盘，半年后再读盘，继续上次的进度，那是不是就能对抗时间？

可能这样的努力太文艺了，没几回就失败了。也可能因为我们都变老，就羞于这样的尝试了。也可能是工作了没体力那么消耗，或者觉得那些玩乐的事情不值得了。反正就很希望这东西别结束，情谊别消散，但现实显然不是这样的。

我有次听一个播客，一帮人说话跟我小时候特像，互相热爱，又互相辱骂那种劲儿。我一下想到我年轻时候，我也曾经那样过，我还能那样吗？打开通讯录一看，已经没有人可以跟我这样讲话了。我没有这样的朋友了。就是一转眼的事儿。

还有一位朋友，是一漫画家，我们俩原来在一个广告公司上班。他有一次从单位离职，很长时间没有什么工作，也没有什么收入。有一天他突然很想去天津，去一个工作室做签约漫画家。

我那时候还在上班，有工资，我俩见面我说请他吃饭，但正好到月底，我手头没什么钱，我们就去了香河肉饼，8块钱一张肉饼，路边特脏的一小店，灯也不是特亮。我们面对面坐着，他突然就说要去天津，想管我借钱。其实借的一点都不多，就1000块钱。

我就脱口而出，没什么问题，但再一想，我卡上都未必有1000块钱，就一下僵到那儿了。我小时候没受过这屈，一好朋友请你帮忙，你自己卡在这儿。我坐着半天没说话，心里边跟自己说，你真是有多大本事交多少朋友吧。

我当时对自己非常失望。我跟小时候想象的自己完全不一样。比如我以为我会帮人解决麻烦，结果1000块钱就费劲吧啦。这件事给我震动特别大，就没办法再推心置腹地去交朋友。因为我一直希望自己是一个不让人失望的人，我太害怕面对大家的失落，所以虽然我很想挤进人群，但我一直没那么做。我是一浑身毛病的人，我自己看自己都讨厌。

他去天津以后，我也跟当时的女朋友分手了。分得不太开心吧，我这穷毛病又上来了，不想跟那时候所有朋友联系，因为大家都认识那女孩。我跟他们就都不讲话，都断绝联系。前阵子我看到，他的漫画已经被改编了，而我跟这个哥们，20年没见。

现在想想，世界就是一场幻觉。

剧本2015年写完，停滞了很长时间。因为大家都说看不懂，就没有修改，没有推进，因为没有人愿意拍这个电影。中间有三四年，我都有点把这个事忘了。到2019年剧本（《从21世纪安全撤离》）被重新拿出来之前，我都在做一些策划的工作，解决生存的问题。

我以前看一电影叫《囚徒》，同天还看了另一个片子，跟《囚徒》特别像。我当时不理解为什么好莱坞会一个点子出现在两个电影里，直到我做策划，这策划会我想了一个点子，讲了一天倍儿累，晚上还有一策划会，我就偷懒，把上午的点子再讲一遍。我一下就理解了，那可能是好莱坞有跟我一样混事儿的人。

2019年前后，剧本所有权的公司想让张若昀演一个谍战电视剧，但他很排斥演相似的角色，公司觉得好不容易牵上线，再看看还有什么储备项目，就想到这个剧本，是写往中年去的年轻人，拿给他看，他看懂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一方面觉得开心，你瞧，我不是个垃圾；另一方面我心想，那是2014年的故事，是不是五年过去了，本来新鲜的东西大家觉得不新鲜了，岁月让这个东西变得好懂了？

也可能张若昀跟我的知识结构有点像，他很开心，想演王炸。我俩加上微信，他上来第一句话就说，我是王炸本炸。当时还是那样的流行语。按理说我看到这句话应该高兴，但我高兴不起来。我觉得你怎么会喜欢这样古怪的故事呢？你是不是在玩真心话大冒险？输了必须得这么给我发一微信？

这个项目，主演进来之后，尤其张若昀是《庆余年》的主演，它就变得很顺利。我就想，不能完全由着我的性子来。王炸这个角色我一开始想的是一个完全傻乐、没心没肺的人物。我第一次见张若昀他比现在胖，我就说了一句，王炸应该特别瘦，他的人物特点决定他每天吃不饱，还跑来跑去，所以不能是一个看起来营养很充分的人。聊到后来，若昀说他对这个角色有非常深的认识，深到我不用再向他提供这个角色的特点。

听完他说这话，我不信。之后疫情各种，我俩好久没见，再见到他，他突然就变成特别瘦的一个人。我心里特别难过，因为他瘦了以后有一点忧伤。我问他你怎么了，他说没什么，也没跟我细讲。

我心想，王炸应该是一傻乐的人，你怎么能忧伤呢？后来拍那场在桥洞底下的戏，王炸不想诚勇再继续糟糕的生活，诚勇跟他讲，你赶紧走，假装不认识我。拍的时候，张若昀突然用比宋洋更大的声音喊，「我没法不认识你。」那是一个非常忧伤的人会讲的话。

那一瞬间我在想，我为什么会变得没有朋友，因为我不会对朋友讲我的需求。但王炸会非常令人心碎地讲出这样的话，哪怕他知道这话说出来也没用。所以那是个非常恰如其分的忧伤的呐喊。我突然觉得我不能一意孤行，把王炸塑造成一个傻了吧唧、完全不会哭的角色，张若昀塑造角色的方式比我剧本里写的要丰富特别多。

他是非常有赤子之心，没有被熄灭的那种人。那是我向往的成年人的形象，我很努力想要变成那个没有被熄灭的人，但事实不是这样。

有一场戏是王炸喜欢刘连枝，但他心里面是个18岁的少年，他解决问题的方式太过直接导致刘连枝经常拒绝他。但他很心疼刘连枝，他就跟刘连枝说我不想让你在生活里面犯糊涂。刘连枝说，谁活着不是装糊涂。王炸就回答说我不是啊。刘连枝就说因为你没长大，这时候王炸说，那你也不是什么大人。

这场戏本来设计得很简单，但张若昀突然跳出了分镜，把手里一捧花举起来，杵到刘连枝面前，喊了那么一句话。我很喜欢他的这个设计，好像这捧花是一个灵魂契约的东西，如果你接受了这个花束，我们就会产生比男女之情更牢不可破的情感。因为他们俩是同类，像蝙蝠群里面混进的两只海鸥，他们两个人能看到太阳和海潮的起落，他们说的话只有彼此才能听得懂。

如果刘连枝接受了这个契约，王炸就会不顾一切跟她一起对抗那个可怕的世界。当时张若昀的念白和表演形成的气场，让我非常坚信这是一个赤子之心从来没有被浇灭的家伙。那是我非常向往的状态，所以我现场非常嫉妒，嫉妒坏了。我就扭曲，歇斯底里通过耳机跟钟楚曦喊，别听王炸的，把那个门关上，用那个门缝把花挤碎！

刘连枝就特别矫健地把那个道具花挤碎了。

之前做动画，都是我一个人的工作，当导演要跟很多人合作，对我来说很难，对和我合作的演员来说，可能也很难。

张若昀和钟楚曦第一次来，是拍摄一场夜戏。我太想把这个戏讲好，太想假装自己是个特专业的人，就引经据典讲了半天。我觉得我说得富有文采，结果一开机，俩人跟春晚小品似的演了个特喜剧的东西。

我完全绝望了，我说我讲的不是这个，就恢复语无伦次的状态，过去跟人家说春晚度能不能再降低60%？我也不知道哪儿来的词，「春晚度」，这是一度量衡吗？但我现场只能说这样的词。但他们很快就抓住了这个意思，第二条就是完全相反的表演方式。我后来看过陈凯歌拍摄现场的花絮，怎么跟演员讲戏，那是我追求的状态，但我发现很难，我不是那样的导演。

这是我第一回拍长片，我甚至没有概念70天到底能拍多少东西，就写了很多场戏，分镜头画了三千多个，平均2秒左右一个。我有点阅读障碍，所以没法看很复杂的剧情。尤其外语的喜剧，翻译很长一段字幕，那个字幕演完我还没读完，旁边的人都在笑，我都不知道为什么笑。我只能看动作片，因为对话很少，看他们叮咣打得我就很开心。到自己能拍片儿，就觉得人家都是买票来的，这帮人里保不齐有像我这样阅读很困难的人，不能让他们白来。

开筹备会的时候，大家就觉得拍不完。我跟个纣王似的说，怎么能拍不完？必须得拍。时间久了，发现确实没有希望拍完，剧本删了五分之一。后边又遇到资金链突然断的情况，又有一部分戏拍不了。

在拍摄当中，资金链断是致命的，大家都有档期，哪怕现场茶水都有档期，如果不拍就意味着丧失再拍的机会。那个时候有点难过，因为我知道大家都没拿钱，还在帮我一块做这个事。

有一天出工，只剩下摄影部门，移动组都没有，拍动作戏甚至连轨道都没有，吊威亚也没有，就替身在。结果早上起来，演员那边的工作人员跟我讲宋洋到现场了。那天通告里本来不应该有他，我以为我听错了，就没管这事。一直到中午，我正吃饭呢，一抬头眼前站一血人，宋洋化着全妆来了。

有场戏他被打得特惨，浑身是血。他就那么待了一上午。读剧本时他发现这儿应该有完整的打戏，他知道动作戏应该有多少量才能完整塑造这个角色，不然不成立，他就满脸鲜血地质问我，为什么你没有发通告给我？

我心里边非常感动。但哪怕这样，能弥补的东西也有限。因为很多打戏是所有人都参与的，得有群感。我就只能改剧本，比如打架，突然俩小孩在这儿开始说评书了，把打斗过程叙述出来。这样就不用移动组，一台摄影机就可以拍完。

我是那种人，当我的设想没法成型的时候，我会很生气，攻击性的那一面就会出现。拍摄过程中，有一次制片主任把地陪给得罪了，导致我们之前看好的景提前一天跟你说不能用了。我和美术凌晨2点出去找新的景，找到了野外的一条路，我心想这路总不能给我破坏了吧，它是一条天然的路。结果第二天去拍，发现边上有俩挖掘机把那路挖成一大坑，完全没法拍。

我就很生气这事，演员来了还得假装这景就是我想改的，还跟他们讲戏，说这比以前的设计要好。张若昀后来发现，我怎么每次讲戏都特心虚，问的时候才知道原来我也是第一次来这景儿。

大家都包容我，就没有让那个攻击性的我膨胀起来。有一个医院的场景，我拍的方法特庸俗，一摄像机拍车轱辘，一摄像机拍天花板好多日光灯，假装推车推特快往前走。我看好一个医院，仅仅是因为屋顶有连贯的日光灯。临时有变化，不能在那儿拍了，要去一个没有日光灯的医院，给我吓傻了，我说这怎么拍，医院我只会那个机位，这一变我唯一的机位都没有了。

我那个攻击性马上要出来说，我就要在这儿拍，再一看，上午拍下雪戏的机器还在，我说要不然在屋里下雪吧。把灯都关了，一下雪就看不清医院的墙跟房顶了。

现场所有人就突然特别配合我。这是一个混招吧，哪有拍不了日光灯，就让室内下雪的？但大家突然都特别配合我顺利拍完那个镜头。那是我一个月里边最喜欢的镜头。我好像找到了跟那个失落对抗的方式，慢慢会去想办法解决问题。

到了做后期的阶段，又有一些特效镜头也执行不了，我久违的攻击性人格又出现了。那天特效指导突然跟我说，6场特效要删掉4场，因为没有钱。我说解决方案是什么，他说解决方案就是删掉。我说可是这有叙事的功能，他说没有办法，要么就开天窗。这两个是相同的答案，我就那个嘴脸，我说你删就删吧，摔门而出。

我又没地儿去，就去了趟厕所，在厕所里我就发现如果我说「删就删」，那就真的删掉了，它就是一个连不上的故事。人家陪我这么久，难道我就没办法了？我就又回去，坐下来想办法。《坏未来》的时候就没钱去做特效，用了动画。这次也是，自己再画一点，把叙事的部分补上了。

我想捍卫这个故事，也不是捍卫，我本身人格没那么高尚，而是其他人对这事儿的付出多了，我会有那个情绪在。有一些戏我很想坚持，不想拿掉，因为我会想起主创那帮人。我们去南方拍的时候是2020年，据说是最冷的冬天，拍的是暑假，还人工降雨，山里面一帮人冻得不行，摄影组所有人都在泥泞的地里咳嗽。我想起那一幕，就觉得大家一块跟我浪费了70天，我没有权利让这个东西变成泡影。

我很感谢这部片子的监制王红卫。他总是适时地来安慰我。剧本写的时候有一些部分，我写得很低落，但一个成熟的剧作，有一趴低落就够了，后面就不要再让主人公往更深处跌落。还是王红卫来鼓励我，说要保留下这些部分，这个世界不可能永远那么欣欣向荣。结果被他说中了。

这部片子从2020年底开始拍，拍了70天，2021年初拍完。从拍完到剪辑完又是三四年的时间。中间这些年，我过得很狼狈。

以前别人找我去看片，他辛辛苦苦拍完一片儿，问我说你觉得这片好吗？我说用IMDB的标准打分5.8吧。我当时就是攻击性人格，留一寸头，找茬那劲儿。到这岁数我很后悔，我干嘛攻击人家。因为我也吃过那苦，就发现我没有必要那么刻薄去跟人讲话。有的导演可以非常圆融地接纳别人的攻击和恶意，对这个职位来说，那是一个必备的技能，但我需要分很多精力去消化那个攻击和恶意。

我也没有正规学过导演，对导演水平的高低没有特别清晰的概念，没有那么牢不可破的标准去判断哪种表演方式是更好的。我只会这种讲述方式。尤其遇到资金不顺利的时候，我无能为力，我发现我很久没有更新自己后期的知识。我很后悔，如果我一直保持旺盛的学习精力，就能在这个时候跳出来说这事我一人就办了。我很愿意扮演那个英雄角色，但我性格导致我没法那么英勇。整个事卡在这里下不去，特别无力。

他们说我是一讲科幻故事的人。其实我根本不是，我是一懦弱的人。我不敢讲自己的故事，又鼠目寸光，只熟悉自己的故事，但又没胆量用第一人称去讲我熟悉的故事，就得用一个假装科幻的外壳，这样套上就没人知道这是我的事了。也许我经过刻苦努力的学习，掌握了用技巧讲故事的方式，就不用老讲我自个的故事了。

你问我这些年行业的变化，可能是因为我这个人下行的速度快于行业下行的速度，生活里边有一堆焦头烂额的事，所以我就没功夫搭理这个。

我小时候看《生化危机》的游戏制作人三上真司说，一个想法诞生的时候，最后只能剩60%。我当时还不信，这次就明白了。《从21世纪安全撤离》最后大概就是剩60%左右。也可能是因为我经验不足，才导致这个结果。

我在片子里拍的那种对未来的幻想，好像源自于我小时候，我小时候就会对未来有无端的绝望，和没有任何理由的自满。

我以前家里条件比较好，那提供了一种对生活的安全感。初中我练过短跑，当时我想，如果能评上国家二级运动员，这辈子就不用愁了。我那时候不愿意学习，很愿意去台球厅或者街机厅玩。

后来短跑没练出来，我要考高中，我爸说你不用太担心，他知道我学习不好，他说高中是积累人脉、形成世界观的时候，我考得再不好也会陪我想办法。

我就相信了，考特差。忘了具体多少分了，反正正好是满分的一半。我跟好多同学去看榜，我还在那儿高兴呢，我说你瞧，正好一半，高兴了一路。跟《活着》里富贵那劲儿似的，惹了多大祸都嘻嘻哈哈的。回家跟我爸说这成绩，结果，我爸这辈子没生过那么大气，没见过这么低的分。他说你给我滚，他完全不想救我。

我就去县城上学，军事化管理，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不吃饭就开始跑步，跑完步在餐厅里15分钟吃完早饭，去早自习，大家都坐在那儿大声朗读，你会看到一个人突然特别恐惧地弹起来就往教室外面跑。因为他想起自己牙刷的朝向跟别人不一样。

我爸特别想给我颜色看看，不能让我变成一个混蛋嘛，高中三年，我跟我爸接触很少，一个月可能就见一面。

高考那年，我爸意外去世了。正好是1999年。那会儿流行「世界末日」的说法，我特别爱跟同学说风凉话，我说你们还学什么劲儿啊，高考那天就末日了，大家一块玩儿完。结果他们没有末日，就我一人末日了。

我爸去世后，我妈找到了他的日记。很多年以后我妈跟我读，里边写满了对我的失望，说他一辈子刚正不阿，我怎么会这样？还说我今天又干了一个什么不好的事，已经多少次了，他觉得我未来没有希望，怎样完全活成了他相反的样子。我特别想反驳，我不是这样人，我现在不这样了，也有工作，跟人家也都客客气气的，再一想，我没有那个机会反驳了。

后来我做一梦，「李献计」之后吧，我爸还是特年轻时候的样子，横眉冷对那个劲儿，坐在床头。我已经开始衰老，看着我爸特别愁苦，但是很帅气，我说你愁什么，你这么帅。我爸说工作没干好，我说这人死了还要工作啊，是什么工作？他说那窟窿没堵上。我就安慰他，说我没有小时候那么糟了。因为过于想自我表现，我就没有追问他窟窿是什么东西。

后来我醒过来，想到他既然提了窟窿，那一定是所有人都知道的窟窿。那世界上最有名的窟窿，就是南极上空臭氧层破的窟窿。大气层是保护地球上人类呼吸和生活的基础硬件，我就想，原来人死以后没有去天堂，而是回归这个星球，变成大气层了，继续保护自己在乎的人。原来他去那儿了。

经历这些，我生活里比较大的变化是安全感没了，也是过了很长时间我才意识到的。以前家里还能保护我，长大以后就不能那样。

高中毕业后，我去了德国念书。那时候有两个流行的专业，一个国际贸易，一个计算机。计算机可以打游戏，我就选了计算机，其实也没好好学习，拿着申根签证满欧洲玩。没毕业就回国了，去北影动画学院做了一年进修生。读完就在广告公司和游戏公司找了个班上。2007年，当时因为电脑很旧，玩不了游戏，就找了一个画漫画时候编的故事开始做动画，就是《李献计历险记》。后来买了新电脑，我就每天打游戏，很长时间一笔动画都没动，差点就半途而废了，直到2009年才做完。

《李献计历险记》做完之后，我就进入了影视行业。我生活上倒是没有太大的改变。可能我已经经历了家道中落的巨大人生下坡路，我会把一些问题归结到自己身上，也许是我哪做地不好，也许是我犯了一些不可饶恕的错误。这有一个非常糟糕的副作用：我会觉得自己配不上好东西。那会儿明明人家特真诚给我一个好处，比如一些工作机会，但我就得把这事强行推走，因为我觉得我配不上，我觉得自己是个一定会搞砸的家伙。

后来为了还人情，我写了两个剧本，一个是《坏未来》的前身，一个是关于西游记的故事，跟人家说，我没钱赔您这项目，这剧本您收着。结果人家说，这俩剧本我都没看懂。

正好优酷来找我，问要不要拍个短片，公司就把其中一个拿出来。优酷看完之后，说只有50万，那个剧本属于长片，得缩减，最后就成了《坏未来》。

那时候我完全不专业，整个场面都特别荒唐，拍摄现场拿一棍在地上画，哪些能拍，哪些不能拍。比如要拍一个场景，应该远中近特写这个顺序来。我不懂，第一个远景拍完，我让远景、灯光都撤了，下面拍特写。到第三个镜头回到远景，大家重新布回来。一开始人家以为我是王家卫，时间久了一看，诶，原来是不懂。就每天都给人弄得特别疲劳。

我那时候留的圆寸。其实你要观察一个人对暴力到底有没有敏感性，就看他留的发型。圆寸打架时候对方抓不住你头发，你就不会受制于他。我那时候很敏感，老感觉剧组人要抽我一顿，每天在家里练俯卧撑，就想别到时候揍我完全不能还手。

所以那个混乱的场面我非常知道。故事变成最后那样我也非常知道，因为没有按计划拍完。我也没有能力控制后期，只好加入大量的旁白让故事完整。我甚至都没有脸去找段博文录旁白，因为我很喜欢他，我不想在他面前表现出我是一不靠谱的人，不想让他知道这个事我搞砸了，最后你听到里面好多旁白是我学段博文讲话。

无心插柳，这个片子的反响很好，有人说喜欢，但我心里很清楚，您这跟我客气了。

拍完《李献计历险记》之后的那几年，我也对未来有过一些特别错误的期待，我一度觉得我在用主流的方式讲故事，我可以随便讲故事。

那会还是web1.0到web2.0的时代，有一些采访，遇见的人会跟我说，我喜欢你的故事。这是我之前没有过的。我从小就喜欢胡说八道，故事讲了10分钟，大家纷纷散场，听不下去那种。所以当有人来跟我说他喜欢这个故事，这样的人超过10个，我就会以为，哦，我这是主流的故事。

因为那时候一旦有讲青春的故事和电影我都很难融入，大家都特别干净，有特别单纯、光鲜的少年时期，但我分明记得我的少年时期特别不堪，做的事好像也不那么光明磊落。《李献计》被那么多人看到，我一度以为这么不堪的少年是可以成为主流的。

那时，我接受采访时说起，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是S·H·E的歌迷，和其他歌迷一起去看她们的演唱会，举着荧光棒，大喊她们仨的名字，中文的英文的，我全知道。感觉特别好，因为当你成为一个主流的人，有了主流的喜好，你会发现自己可以迅速收集到关于自己喜欢的人的一切信息，而且多了很多朋友，无论说什么，他们全都能明白。你会觉得特别幸福，因为得到那些东西很容易，周围的人也全都理解你了。所以，当你变成一个没有什么可再失去的人时，你会发现，成为一个主流的人，是一个特别好的解决方法，因为你拥有了自己的精神支柱。

也许那时候我觉得自己还有机会和本领融入主流，但现在发现自己是一固执的家伙。我有点分不清，我到底是过于固执以至于没法融入人群，还是我在说服自己，不融入人群是一好事。

但我其实挺想讲主流的故事，我想讲一个大家理解起来完全没有障碍、不需要费劲的故事，但我从小说话颠三倒四，没有重点。我费尽力气，哪怕尝试讲一个青春的片，都得让人转一下才能知道我在讲什么。

生活上，我好像也没办法融入那个主流。因为我酒精过敏。我最近去一个局上，大家都不怎么熟悉，但能一块儿在那个局里互相敞开心扉。哪怕是有点拘着的人，稍微喝点酒，下半夜也都说成一团。但我没法靠喝酒融入这样的局面。还有酒量好的人过来跟我讲，看你挺贼的，我喝成这样你一滴都不沾呐。

现在还有抖音的粉丝数之类的硬性标准，告诉你什么是主流。显然，不是我想变成主流就可以变成的。打破对主流的幻想其实是一个漫长且痛苦的过程。是不是80后好多人现在还是在主流啊？只是我不小心掉队了。现在我能自己安慰自己，当我远离主流的时候，我跟不上21世纪的主流，还能跟上90年代的主流。

最近《从21世纪安全撤离》片子做完，还有一些人跟我讲，他们没法理解这个故事。电影是商品，对我来讲，我已经尽我可能全心全意为大家、为观众着想，我尽力了。

我把片子里的时间设定在1999年，那一年片子里三个男孩18岁，我也18岁。片子里用了一些苏联音乐，我小时候，正是苏联歌曲大行其道的时候。

这些音乐很多放在了诚勇爸爸的段落，他是个下岗工人，家里有一面墙都是坏掉的电视机，另一面墙是金鱼，这么设置是想表达，普通下岗工人会以小组为单位开一饭店，大家互相支撑、互相帮助这么走下去，但诚勇他爸是个部门组长，遇到困难不会向任何人求助，下岗以后就说用我这手艺给人修电视，但重工跟轻工不一样，电视都给人修坏了，他又不好意思管人要钱，电视就堆在家里。

另一面墙的金鱼，是他不会修电视，就卖金鱼去了。但他是一工人阶级，又不会叫卖，金鱼就都砸手里，最后变成一个靠卖字为生的人。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被时代抛弃的人。

他非常坚强，从来没哭过，那年春节晚会第一次哭，因为刘欢唱了一个《从头再来》。「只不过是从头再来」，他一下就哭了。钢铁在融化，但还是会变成钢铁，还是会很痛苦，你怎么能轻描淡写地讲，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在电影最初的设计里，三个男孩一开始打架的火车道，是一个钢铁厂。诚勇被拖下水的时候，水底有一个沉底的佛头，代表「文革」时期被推倒的传统文化。但在1999年，钢铁厂也变得破败，新的世纪要到来，过去那一套也要瓦解。

1999年世界的变化特别有趣。要跨入21世纪，公安系统的服装从绿色换成了蓝色，以前都是布的肩章，换成铁的肩章，人民币也换了，好像整个旧世界都在消失。可能更早一点像60后、50后，他们存在的痕迹就一样一样都消失了，有点像我今天的境遇。那是一个旧的标志批量死去的年代，「世界末日」的说法也在流传。

电影的最后，还是1999年，小孩骑着自行车远去，那看起来是一个美好结局，但他们立刻要面对的是身体里边的毒药每天还会再分泌出一点，今天如果不去对抗，他就会死掉。他们同样要面临残酷的现实，会不可避免地堕入到新的中年人的麻烦里。

这种失落好像是我们这一代人身上都会有的。我们是第一代独生子女，在当时社会就有讨论，我们是没有希望的一代。因为独生子女家里娇生惯养，但成功都来自于苦难，那时候是那样的价值观。所以我们二三十岁的时候，果然没有做出什么让人津津乐道的创举，那种失落就已经成为定论了。

2012年的时候也有一个世界末日的说法。那时候我奶奶还活着，她是特别虔诚的基督教徒。2012年之前催我结婚，但那天就偷偷把我拉到一边说，千万别结婚，我给你说个事你别出去说，圣经上说了，2012年世纪末日。

我说人电影都拍完了。当时我已经有些人生困境出现了。我为什么不结婚，不生小孩，因为我很害怕孩子长到十来岁的时候问我相同的问题。比如说为什么没有人是快乐的，我没法回答他。我妈也没回答我类似的问题。那一年，我觉得有一些感情关系无以为继，如果有一场末日到来，我可能会高兴。我没想好2012年如果我们都活下来，我怎么面对那些问题。有天在家里想这事，我妈就突然附和我说，她也不知道。我就发现，原来她也不是那么快乐。

到现在，我身边的同龄人都「大富大贵」了吧。以前广告公司的同事都出来开公司，都挺快乐的。我也还行。但我那个最好的哥们不太开心，他是一特别高瞻远瞩、有预见性的人。他能考虑到很多年以后的痛苦。他结婚那年就突然跟我说他不想结婚，但是迫于生活的压力他必须完成一个婚姻。

前两年我们再见，他说如果让他再过一遍人生的话，他会坚定不结婚。过去我不会想到他有一天跟我讲他不想要孩子，不想要结婚，因为我觉得他会过那种所有人都羡慕的生活。又过两年，疫情这些阶段他压力变得更大，就滑向更加难过的自我中去了。今年过年我想找他，他完全不理我，叫都叫不出来。我猜他可能连自己都不喜欢了。

对自己失望这事我很有经验，我其实很想跟他切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