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拒绝了母亲介绍的所有工作,面对其他“重启人生”的提议,她也觉得无望。有人建议她去找心理医生,她觉得可笑,“谁也救不了我,我就问,时间能倒回吗?”
即便如此,她的内心深处,还是有一件事可以“重启人生”——把罪名改过来。
坐了过夜硬座,周弘提着行李箱凌晨3点到达目的地。新京报记者 黄依琳摄
8点到了,该打胰岛素了。因为要掀起衣服打肚皮,周弘躲进了逼仄的厕所。卖零食的列车员几分钟前来过,小车里有蓝莓干、牛奶片、芒果片,她说不吃,有糖尿病。这些年来她得了好多病,除了糖尿病,还有脑梗、心脏病、肝囊肿、淋巴癌。由于糖尿病引发的精神病变,她的脚腕子比手腕还细。她不敢去医院,怕查出来闹心。
从2007年到现在,老家到北京的列车不断提速,从14个小时到6个小时,但她只坐最便宜的硬座——128块。对她来说也不是个小数目,够她吃半个月了。
打完胰岛素,周弘在三人座的硬座躺下。可她睡不着,躺下就开始刷手机,里头收藏了很多文章,内容差不多是这些:“有事找记者打哪些电话”“贪腐局长被抓”“怎么去最高法院申诉”。
2007年3月的一天,周弘收到判决书,上面写着“判定王建构成嫖宿幼女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看到这个结果,不懂法的周弘还是气得发抖,“那不就说我女儿是卖淫女了吗?”此后,她申诉了八次,失败了八次。
刚开始周弘也闹不明白“嫖宿幼女罪”和“强奸罪”的区别,但卷宗里的一些细节,让她难以接受。比如,王建在2006年4月3日的调查笔录中供述,“她愿意(和我发生性关系)”。
本案的代理律师彭晔介绍说,根据刑法规定,奸淫幼女被视为强奸罪中的法定从重情节,最高可判处死刑;而嫖宿幼女罪的法定刑罚为5至15年有期徒刑。
爱意深厚时,恨亦随之加深。在绝望的重压之下,即便是血脉相连的亲情似乎也变得脆弱。这是一则关于一位父亲郭强生,在极度困境中所做出的悲剧选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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