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科医生汪栗回忆起上世纪90年代末的经历：一夜完成8台剖腹产手术，两三天就要轮一次班。然而，就在一年多前，她所在的医院产科悄然关闭。临关之际，甚至出现整晚无一剖腹产病例，除夕夜也未迎来一个新生儿。

汪栗供职于上海某区级综合性医院，亲历了产科从“一床难求”走向“门可罗雀”，直至最终停业的过程。部分产科医生转至行政部门，其余则调至院感科。产科停摆后，妇科也随之萎缩。

生育率持续走低的背景下，产科正面临“寒冬”。2024年2月末，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段涛教授发文呼吁“救救产科”，引发众多产科医生共鸣，揭示了这一群体的忧虑：产科关闭后，我们何去何从？

相较于三甲产科专科医院，上海的区综合性医院、区妇幼保健院产科承受的压力更大。部分医院虽尚未关闭产科，却也面临“产科病床不断缩减”的现实。放眼全国，医院产科关闭已非罕见，浙江、广州、福建等地多家医院在过去一年内暂停或取消了分娩服务，主要集中在中小型医院。

面对产科的困境，一位三甲专科产科医院负责人认为无需过度恐慌，应正视现状，思考如何强化产科实力。同时，一名区级综合性医院产科医生伍颖表示，由于孕产妇数量减少，医生得以有更多机会提升专业技能，将工作重心从“生得多”转向“生得好”。

2023年8月18日，江苏连云港东方医院，医生在新生儿监护室内忙碌。产科医生们的忧虑显而易见：分娩量逐年下降，产科床位不断缩减，产科的冷清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汪栗曾在上世纪90年代末投身产科，那时加班频繁，产房内孕妇的呻吟声此起彼伏，手术连轴转。因身体原因，她转至行政岗位，不曾预料产科会有关闭的一天。随着三甲专科医院吸引力增强，区域内妇幼保健院建卡人数锐减，产科医生们不得不接受现实，部分转至行政岗位，部分进入院感科。

产科关闭前，有医生向汪栗表达内心的挫败：“我们是跟不上时代的一组”、“被人嫌弃的一组”。年龄较大的产科医生尤为失落。伍颖同样感受到科室孕产妇分娩量从高峰期的四分之一降至现在的水平，这让她有更多时间提升服务质量，关注高危孕产妇。

另一家区综合性医院产科医生华敏表示，虽然所在医院产科未关闭，但业务量萎缩，病区床位减少，部分让给其他专科。医院正尝试向生殖医学方向转型，但需市场需求支撑。与三甲产科专科医院相比，区综合性医院和区妇幼保健院产科面临的压力更大，分娩量下降趋势更为显著。

产科医生们担忧，生育率下降可能导致愿意从事产科的人越来越少。伍颖指出，作为规培基地，过去每届最多能招到4名规培生，现在仅剩2名。自2012年成为规培基地以来，共培养出15名规培生，其中2人转行，1人成为B超医生。产科遇冷不仅影响儿科，还波及孕婴童产业、教育培训机构乃至整个教育体系。

产科关闭现象并非孤立，全国多地医院暂停或取消分娩服务，已有多家医院被媒体报道。中国助产资源并不充裕，每万人拥有33位护理员和助产人员，远低于其他国家。生育率下降是产科遇冷的直接原因，自2016年生育高峰后，全国出生人口逐年递减。

全国妇产（科）医院数量从2019年的809家减至2021年的793家，病床使用率从52.24%降至44.08%。段涛认为，出生人口下降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全球普遍存在类似问题。官方统计显示，上海常住人口中，不打算生育的首要原因是“对现状满意”，其次是“抚养成本高、经济负担重”。

此外，外来孕产妇选择回老家生育的现象增多，女性地位提升、辅助生殖技术等因素也影响生育意愿。产科服务经济特性复杂，业务量与医生收入、科室绩效考核紧密相关，产科医生呼吁保留产科服务，保障母婴安全。

2024年2月10日，农历龙年大年初一，浙江省舟山医院产科迎来了龙年首个“龙宝宝”。产科医生期待留住产科、留住人才。3月27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关于加强助产服务管理的通知》，要求公立医疗机构承担产科服务兜底责任，保障基层助产服务能力。

华敏所在医院作为郊区区域医疗中心，承诺保留产科服务，并对产科医生薪酬给予倾斜。伍颖所在医院产科团队年轻化，低年资医生在妇科和产科间轮转，一定程度缓解了产科业务量减少对收入的影响。尽管工作节奏放缓，医生们对单个孕产妇的关注度和工作细致程度反而提升，以应对高龄、高危孕产妇增加的情况。

伍颖和程蔚蔚均认为，未来产科应关注孕产妇的心理、睡眠、营养健康等问题，开展产后门诊、新生儿儿保等工作，提升服务质量，以应对挑战，推动学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