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在缺乏有效强制措施的情况下,企业允许员工休年假更多依赖道德自觉,法律压力相对较小。从企业角度看,若自身遵守规定,而同行竞相压缩年假,可能导致生产效率下降,被视为竞争中的“无妄之灾”;对于劳动者而言,申请年假实质上是一场与资方的博弈,谈判过程令劳动者感到孤立无援,双方地位与气势的悬殊也可能导致许多劳动者选择放弃,进一步加剧企业间、员工间的内卷现象。
尽管带薪年假的落实至关重要,但在当前阶段,全面强制并非短期内可实现,最务实的做法是增加公共假期作为保障。
所谓假期保障,即通过行政手段赋予劳动者更多休息权利,省去劳动者与企业协商的繁琐程序。对于个别意图违规运营的企业,由于上下游产业链均暂停,其“内卷”意愿也将受限。这种平等福利确保了相对公平,使竞争关系在休假期间暂时冻结,各竞争主体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既维护了劳动者权益,也舒缓了企业的焦虑,堪称最佳解决方案。
温和改革乃当务之急
在这轮关于调休的争议中,有人提出扩大休假范围的感性诉求。虽能理解劳动者心情,但我们必须意识到,大规模休假涉及深层次利益调整,特别是在当前复杂的经济环境下。罗马非一日建成,即使这些理想化建议得以实现,若部分小微企业因长期休假而无法维持运营,对劳动者而言,亦是一种短期利好、长期受损的选择。
相较于激进的呼声,温和改革更为适宜。例如,是否可将调休选择权交还劳动者,愿以调休换取长假者继续工作,偏好闲暇时间分散者则放弃调休;或在保持调休后总假期不变的前提下,适度降低补班频率,如将“上一天休一天”调整为“上一天休两天”等。这样既能为企业及现有利益格局提供过渡期,如同当初大小周轮休替代单休制一般。长远来看,取消调休,以增加而非调整的方式呈现假期,是当前主流舆论的期待。
可以预见,任何旨在增进公共福祉的善意举措,都将赢得舆论的热烈支持,官方应积极回应。毕竟,当前社会已有能力在各方利益调和中做得更好,我们应从历史惯性中清醒,正视现实。
归根结底,调休背后的利益考量应从“功利性”转向“人性化”。回溯1999年首次调休带来的经济增长,如今对调休制度适度改革,或许能在释放生产力与提升消费力方面,再创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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