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邮15名研究生因师德师风问题状告导师郑某，校方迅速作出反应，取消了郑某的导师资格。然而，这起事件意外触发了另一个敏感话题——青少年科创比赛中家长的舞弊现象。

据举报，郑某曾要求两名研究生为其初中女儿完成科创比赛项目，但最终未能取胜，郑某因此责骂他们：“连初中的事情都做不好。”随着舆论关注，网友深入挖掘相关赛事，发现某些获奖项目的复杂程度远超中小学生的知识与能力范围，如“基于PID断续足迹追踪及视觉避障锁定的生物保护机器人”、“早期肺癌诊断研究”等。这些题目令许多大学生自叹不如。类似情况随后在上海的青少年科技竞赛中也被网友举报。

面对这些高难度的科创题目，网友戏称比赛已成为一场父母之间的代理人战争。实际上，此类现象早有先例。2020年初，多个小学生因癌症研究获奖引发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公正性争议。最终，中科院研究员陈勇彬承认参与了孩子关于直肠癌基因的科创项目，其子所获云南省一等奖被撤销。

当前，部分青少年科创活动，特别是获奖项目，呈现出浓厚的学术色彩，与中小学生身份难以匹配。事实上，类似现象在出国留学领域早已显现。西方国家在大学录取时注重分数以外的素质，如科技创新项目、公益活动等，由此催生了一批“背景提升”公司。这些公司为学生定制各类项目、活动乃至国际竞赛、展览等，其中以科创项目最为热门。通常模式为学生加入教授项目组挂名，若幸运或许能在论文中署名，教授还会出具推荐信。但这一切均以金钱交易为基础，费用因教授资质、学校排名等因素差异显著。

有从业者讲述了一桩极端案例：某家长为孩子申请美国大学花费数十万美元，为其在美国举办国际展并获得一等奖。然而，实际参赛者仅其一人，其余外国选手仅为配合演出的群众演员，甚至连颁奖嘉宾也是付费聘请的国际名人。鲜为人知的是，包括联合国会场、卸任总统等在内的美国知名场所均可租用、邀请，甚至可轻易注册世界某某协会等组织。

我国教育界普遍认为，仅凭分数的招生制度存在弊端，因而倡导综合评价成为共识，各级升学考试提出综合素质评价改革方向。特别是在当前中考降低考试难度、弱化区分度、甚至尝试以水平测试替代中考的背景下，部分家长各显神通，或出资委托，或亲自操刀，为孩子策划各类综合素质活动，尤其是科创项目。与此同时，相关服务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中小学生涉足癌症研究、芯片、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情况日益普遍。原本服务于出国留学市场的机构纷纷转向国内客户，综合素质评价逐渐走向应试化、商业化、流水线化。

固然应当鼓励中小学生积极参与科创活动，但一旦将其作为升学依据，作假现象便难以避免，哪怕只涉及少数个案，也会对升学公平造成严重损害。

美国如何保证综合评价的真实性？

在探讨综合评价时，专家常以美国等西方国家为例。为何美国能实行综合评价，而我们却步履维艰？这一疑问普遍存在。

答案在于国情文化差异。美国社会治理的核心是个人诚信，建立在个人信用基础之上，最具代表性的表现便是签字制度。签字意味着对内容全权负责。

基于个人信用，美国在各领域推行综合评价，甚至主观评价时，默认个体诚实守信，不会说谎偏私。反观我国，目前中小学实施的综合素质评价往往演变为复杂的证伪过程，因其预设个体可能造假，故要求提供大量证据如照片、视频、第三方证明等。为增加作假难度，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变得繁琐不堪，导致2019年深圳家长不堪重负，集体上访抗议，迫使深圳教育局暂停该评价体系。

美国如何确保个人不撒谎？

关键在于严惩机制形成的强大威慑力，使作假代价高昂到无法承受，可能导致身败名裂、倾家荡产。例如，美国大学曾曝出“体育特长生”舞弊案，家长以巨额资金贿赂教练。丑闻曝光后，涉案学生被退学，教练被起诉并处以重罚，参与的家长无一幸免，有的甚至被引渡回美接受法律制裁。在诚信问题上，美国不遵循收益与惩罚成本对等原则，因此鲜有人冒险违法。

我国虽在2015年将考试舞弊入刑，但刑期一般不超过三年，且很少追究家长责任。若将招生考试舞弊刑期提高至十年起步，并对家长一并严惩，或许能有效遏制舞弊行为，但我们能否做到？

总之，国情文化差异决定了美国的模式难以复制。综合评价的确需继续探索，结合我国国情文化构建适宜模式，但首要前提是确保公平，这是推进综合素质评价的先决条件。

警惕综合素质评价加剧阶层固化

美国学者研究显示，顶级大学中，家庭收入前1%的学生比例超过后40%。我国的自主招生与保送生政策也呈现出相似的家庭背景特征。史静寰教授2012年对保送生与自主招生学生的家庭背景分析表明，多数入选学生来自超大城市、大城市，小城市和农村学生占比相对较小。

这种情况并非完全源于舞弊，背后有复杂的社会因素。

以2020年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为例，武汉大学李红良教授的两位小学在读女儿凭借“茶多酚的抗肿瘤实验研究”获得三等奖。面对公众质疑，李红良坚决否认，武汉科协也予以背书。李红良在回应中提到，指导女儿的两位老师之一是湖北省人民医院实验技术员王茜，她与李红良妻子曾同在一个大院工作，是好友，而李红良妻子本身也是高级科研人员。

公众号“知识分子”对此提出质疑：首先，进行涉及动物实验的研究，操作者须持有“实验动物从业人员上岗证”，两姐妹如何取得？其次，实验所用裸鼠为免疫缺陷小鼠，需在专业动物实验室饲养，而华科附属小学显然不具备此类条件。此外，项目实验伦理审批、经费来源不明。

换言之，普通人进入实验室解剖小白鼠已属不易，遑论进行如此复杂的对比实验和伦理审批。另有一名著名大学院士的儿子，凭借中学期间发表的3篇SCI文章获得自主招生资格，后顺利就读其父所在的博士项目，引发“学术是否可传宗接代”的质疑。

诚然，出生在特定家庭并非过错，受父母潜移默化的影响亦在所难免，且在不违规的前提下，父母为子女成长提供便利并无不妥。然而，综合评价在推进过程中，必须警惕可能引发的阶层固化风险。批评声音指出，综合评价可能更有利于城市孩子。

因此，我们既要继续探索综合评价，也要确保公平公正，最大限度降低其加剧阶层固化的可能性。